卢仝生卒年代考证之我见

河南济源作者/姚景强

【内容提要】自中唐以来，悠悠一千多年岁月，历代研究“茶仙”卢仝生卒年代者，不计其数。概括起来说，大都以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中“卢仝四十无往还”和贾岛《哭卢仝》诗中“平生四十年”为依据，采取以死推生的方法，要么从元和年间前推四十年，要么从“甘露之变”前推四十年，断定卢仝一生只活了四十岁或四十多岁。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认为卢仝死时的年龄不少于六十岁。总之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致使卢仝的生卒年代似乎成了千古之谜，迄今为止，尚无定论。本文则运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把形式逻辑之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等方法与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依据当地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卢仝的生卒年代进行“立体式”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卢仝比韩愈大，年长韩愈一岁，生于公元767年；卢仝并非死于唐元和年间的热病而是死于“甘露之变”，享年六十八岁。

关键词： 卢仝 生卒考证 结论

卢仝，是中国历史上中唐时期“韩孟诗派”中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他因作多达1785字的《月蚀诗》而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因作《七碗茶歌》而闻名中外。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其生卒年代自中唐以来一直是千古之谜。历代学者因对卢仝的死因看法不同，也就导致对卢仝的生年说法颇多。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郑慧霞所著《卢仝综论》一书，根据历代学者对卢仝生卒年代的不同看法，把卢仝的死因概括为“文宗大和九年（835年）之‘甘露之变’和元和年间”两类，并由此推断出卢仝的生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主795年左右说；一主790年左右说；一主775年左右说；一主778年左右说；一主770年左右说；一主769年左右说；一主不详说。由于对卢仝生卒年代的看法不同，对其一生的年龄也就出现了“四十岁”之说、“四十至五十岁”之说、“六十或六十余”之说。笔者近些年研究卢仝，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

础上，运用逻辑学中逻辑思维之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等方法，结合本地文献资料，对卢仝的死因和生卒年代进行了“立体式”分析考证，从不被人们重视的卢仝与韩愈诗中的彼此称谓寻觅“新”的信息，同时，也在卢仝、韩愈、孟郊、马异、贾岛等相互赠答的结交诗中发现了没有被研究者完全利用的原有“能量”。尤其是卢仝故乡济源本地颇具说服力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进入外地学者的视野。本文试图将多种元素融入到一起，重新对卢仝的生卒年代进行考证，以期推断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结论。

一、 分析比较卢仝与韩愈彼此称谓是揭开卢仝生年之谜关键所在

分析卢仝与韩愈交往的诗，只要是采取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全面综合的而不是简单片面的思维方法，就会发现，韩愈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唐朝闻名天下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对像卢仝这样的草根文人的尊重，肯定不仅仅是卢仝的才学或者诗歌风格与其相似，而是作为文友或者说卢仝是他的兄长。这一点，可能是历代学者研究卢仝的生年时所忽视的。而这一点，正是推断卢仝生年的关键所在。何以见得呢？

众所周知，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即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享年五十六岁（古人计算年龄按虚岁，史载五十七岁）。这里暂且不说卢仝因何原因而死，仅从卢仝与韩愈的交往中，彼此之间的称谓，就能看出谁大谁小。卢仝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曾作《苦雪寄退之》一诗，对韩愈的称呼，是直呼其字“退之”，在该诗的结尾，称其为“韩县令”，即韩愈的职务。而韩愈的诗《寄卢仝》，也是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任河南令时所作。

当然，也有学者对卢仝与韩愈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存疑。需要指出的是，写作时间的迟早，并不影响卢、韩之间的称谓。韩愈《寄卢仝》的诗，开篇第一句便是“玉川先生洛城里”。“玉川”者，乃卢仝自号也。接下来，在这首长达66句的诗中，还有7句称卢仝为“先生”，分别是“先生结发憎俗徒”、“先生事业不可量”、“先生抱才终大用“、“先生受屈未曾语”、“先生又遣长须来”、“先生固是余所畏”、“先生有意许降临”。一首总共66句的诗歌，称卢仝为“先生”者，共达八处之多，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朋友之间相互赠、答诗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韩愈为何要称卢仝为“先生”？欲解其中之谜，就得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说起。在古代，中国人尤其是汉族，每个人一般都有两三个名字，即小时候有乳名或奶名（如小毛孩、小毛蛋、小毛女），上学后又有学名，俗称大名（按辈分起名）、小名（不按辈分起名）。成年后，又有另起字号的。习惯上，从幼年直至成年以后，不管你是官还是民，父母、兄长包括同宗族的长辈，都喜欢叫你的小名，你自己也觉得叫小名挺亲切，也很乐意接受。假如你成年以后，晚辈或比你年龄小的人，喊你的小名尤其是某些很不雅的小名，你就接受不了，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地骂他。道理就是这样，长幼有序嘛。因此可以说，卢仝在《苦雪寄退之》一诗的题目中敢于直呼韩愈的字“退之”而不称“韩县令”，足以说明卢仝是以兄长的身份称呼韩愈的。这里举个例子：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毛主席的老师包括一些党外民主人士高龄者，都喜欢称毛主席的字“润之”（公众场合除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建立联合政府之大计。

不管谈判桌上气氛如何，私下蒋介石则称毛泽东“润之”。因为蒋介石生于1877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蒋介石年长毛泽东十几岁，他才这样称呼毛泽东。而毛泽东则称蒋介石“蒋先生”或“蒋委员长”。至于卢仝在《苦雪寄退之》中称韩愈“韩县令”，实际上类似现在的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称谓，一般都是姓加职务，比如称“张书记”、“李县长”，体现了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尊重。再说韩愈《寄卢仝》一诗，虽然第一句有“玉川”二字，但“玉川”后面相连的是“先生”二字。韩愈的名气那么大，卢仝的诗则不称韩愈“退之先生”。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为了进一步说明卢、韩谁大谁小，有必要对“先生”二字作进一步的阐释。据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解释，“先生”一词“先”的本意是“次序或时间在前”。“先生”的本意首指“父兄”，也可以引申为“老师”。当称“老师”为“先生”时，特指“老人教育者”或“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当然现代社会，在一些交际场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女士们、先生们”，那仅仅是外交或交际场合的礼节性辞令，并非“先生”的真正含义，也有别于古代对“先生”的称谓。卢仝乃草根文人，与韩愈并非师生关系。如果卢仝的年龄没有韩愈大，论官论文韩愈的名气远比卢仝大多了，韩愈能称卢仝“先生”吗？如此这般道理，人们研究卢仝生卒年代时，可能就没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鉴于此，笔者初步推断：卢仝比韩愈至少大一岁，约生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即公元767年。详细情况，下面还将论证。

二、卢仝“两种死因”与“两个四十年”辨析

历代学者研究考证卢仝的生卒年代，都是以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中“天地日月如等闲，卢仝四十无往还”和贾岛《哭卢仝》诗中“平生四十年，唯著白布衣”为依据，并以“元和年间”或“甘露之变”作为卢仝生命的终点，前推四十年，来推断卢仝的生年。也有极少数学者在四十年的基础上，另加卢仝成年以前的二十年。由于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根本问题，也就导致了众说纷纭的多种说法。笔者近些年研究卢仝，在揭开了卢仝与韩愈称谓之谜之后，对卢仝的“两种死因”与“两个四十年”，也就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第一、 对卢仝死于“元和年间”一说之否定。历来研究卢仝死

因者，不外乎把卢仝的死因定为“元和年间”或“甘露之变”两种，目前尚未发现有第三种说法。提出卢仝死于“元和年间”者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卢仝元和七年旅居扬州时，瘴气入骨，疾病缠身，卢仝曾作《客淮南病》诗云：“扬州蒸毒似燂汤，客病清枯鬓欲霜。”返回洛阳后，于元和八年（813年）因困瘁潦倒热病复发而死。二是认为卢仝之卒不能晚于元和八年，因为卢仝诗集中并无可以系于元和八年以后的诗，只能解释为元和八年这位诗人已经离开人世。以上这两种原因，貌似“理由”充足，无可辩驳，但是，笔者掌握的资料，则是历代学者所从未引用的，应该能够否定卢仝死于“元和年间”犹其是“元和八年”之说。其一，济源《王屋山志》收录的唐杜光庭《王屋天坛圣迹记》可以佐证。杜光庭（850—933年）是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一般人都认为，《王屋天坛圣迹记》是一篇游记。其实，此文早已被收录中国《道藏》，与著名的寓言故事《愚

公移山》一样，成为道教的经典。该文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深思：“坛心有石灯台……《造石灯台小碣》云：‘天宝八年，新安尉公使内使官图令符筵喜，因为国为民醮坛置碣。阴刻卢仝高常严固至大和五年，凡字缺损”。文中的“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凡”有一层意思当“所有”或“大概”讲，其中之意是卢仝等人“大和五年”曾到此游玩，并在“小碣”的阴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小碣”上所有的文字大概还有一些缺损。试想：卢仝在公元831年还能与髙常严固登上王屋山主峰高达1715米的天坛顶，他怎么可能死于元和八年（813年）呢？起初读杜光庭的文章，笔者还以为《王屋山志》弄错了，即把“元和”弄成了“大和”。 因为笔者曾在王屋山“三宫”之一的紫微宫遗址上，发现一通《有唐贞一先生碑碣》（现存国保单位济渎庙内），碑阴刻有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由女道士柳凝然（亦称柳默然），赵景玄母女俩立于唐太和三年（829年），“太和”即“大和”。宋元佑九年（1094年）上方院主道士催可安重立。但这通碑的碑首有这样的题额：“卢仝髙常严固元和五年”。“元和五年”乃公元810年。可疑的是，从元和五年到太和三年长达十九年之久，柳凝然当时为司马承祯立碑，为何要把“卢仝髙常严固元和五年”刻在碑首上？髙常、严固何许人也，史无记载。但是，这一客观存在，成为千古之谜，也使许多前来济源考察的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进一步弄清《王屋山志》上杜光庭文章中的“大和”二字是否真正弄错，笔者又查阅了道教学术网“正统道藏电子文学资料库”，在《正统道藏》洞神部查到了杜光庭的《天坛王屋圣迹记》，均为繁体字，并且都是从古本

书上直接电子扫描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大和五年”，与《王屋山志》中的记载完全一样。笔者这才放心了。由此可以推断：卢仝“大和五年”还能登上天坛顶，说明他身体健康。“大和五年”离“甘露之变”发生时的“大和九年”只有四年之差，因此，卢仝能够活到“甘露之变”也是极有可能的。其二、对所谓热病复发而死的质疑。卢仝在扬州，曾作诗《寄萧二十三庆中》云：“就中南瘴欺北客，凭君数磨犀角吃”。从诗中可以看出，卢仝因为瘴气侵袭致病后，曾用犀角进行治疗。是否治癒，从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诗中，看不出卢仝有病态病相。说明卢仝从扬州返归洛阳时，病已痊愈或身体基本恢复正常。要不然，他怎么会带病冒险返回洛阳呢？当然，也有学者根据《示添丁》中“数日不食强强行”、“不知四肢正困惫”、“气力龙钟头欲白”等诗句推断，卢仝回到洛阳后，又旧病复发，且已近晚景。但笔者认为，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高级动物，君不见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医院病危，医生都束手无策，通知家人准备后事了，但回家之后，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甚至又活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并不少见。至于卢仝，即便是回到洛阳后又热病复发，由于有扬州治病的经验，加之洛阳乃唐朝东都，也是名医荟萃的地方，其病得到治疗乃至创造起死回生的的奇迹，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病危不等于即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这里再举一例：有学者推断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七碗茶歌》，是写常州刺史孟简遣军卒至洛阳赠新茶之事。此事发生在元和八年（813年）春天。另从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也可佐证，该诗其一云：“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

入我竹林里。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所谓“入我竹林里”，即指洛阳里仁新宅竹林；所谓“新茶”，无疑是指孟简所赠新茶。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元和八年（813年）春天，卢仝收到孟简的新茶时，病已康复，并且精神状态很好。不然的话，他怎能写出浩气冲天、激情满怀、酣畅淋漓的《七碗茶歌》呢？另外，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作《安国寺寻春》诗曰“玉川先生真可怜，一生耽酒终无钱。病过春光九十日，独抱添丁看花发。”说明卢仝从扬州回到洛阳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已经病愈，并能独自抱着小儿子添丁去看花。总之一句话，卢仝元和八年（813年）未卒也！其三、卢仝元和八年（813年）之后不见其诗不等于不在人世。还是让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去琢磨吧。韩孟诗派中有个诗人叫樊宗师，一生写了769首诗，因其诗过于险怪艰涩难懂，结果，经过历代筛选，存世的诗作仅留下一首《蜀锦州越王楼诗》，后人能说樊宗师写了这首诗就不在人世了？另外，元和以后，包括韩愈在内，其诗风也“进一步向奇崛险怪的方面发展”（见《中国文学史》）。卢仝的诗本来就险怪加上他崇尚韩愈的诗风，很有可能将自己的诗风向着“奇崛险怪”、乃至登峰造极的方面发展。这样，他元和八年（813年）以后的诗，很有可能像樊宗师一样，被筛选掉了。也就是说，无诗不等于无人。

第二、倾向于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甘露之变”是唐文宗伙同王涯、舒元舆、贾餗、李训等四相谋诛宦官仇士良等未果而引起的一次政治惨变。历代学者主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大都以晚唐李玫（亦云“李攻”、“李政”）的志怪小说集《纂异记》里《喷

玉泉幽魂》中有“甘露四相”（意指王涯、舒云舆、贾餗、李训）的化身以及“白衣叟”（意指卢仝）为依据。而主张卢仝死于“元和年间”的学者则认为，《纂异记》是文学作品，何况把卢仝之死定为“甘露之变”，与卢仝、马异、贾岛等诗中有关“四十年”之类的“要素”不合。这里且不说有关“要素”合不合的问题（本文后面再谈），单就文学源于生活这一基本常识而言，《纂异记》中塑造人物时，将“白衣叟”作为罹难“甘露之变”的卢仝的化身，也无可非议。试想，“甘露之变”之前，且不说唐代诗人众多，即使是“甘露之变”当天，不管是住在王涯公馆还是茶馆中的人也并非卢仝一人，而李玫为啥不选别人而偏偏选中了卢仝作为小说的人物之一呢？正像有的学者所质疑的那样，卢仝仅仅是个诗人，怎么可能住在宰相公馆？其实，这个问题另有学者早已作过考证：卢仝与王涯之甥皇甫湜同属韩门，即韩孟诗派，俩人关系很好。卢仝与王涯结交，王涯之甥皇甫湜能够起到中介作用。还有一种原因，即在唐朝有不少王侯贵戚喜欢与文士结交，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自然也给一些落魄诗人提供了一时的庇护乃至终身依托，名曰“托身豪门。”比如康洽，他是一位很受王侯欢迎的诗人，他在长安出入的都是王侯贵主之家，那些王侯贵主家的骏马奴仆都跟他自己似的，戴叔伦曾有诗云：“贤王贵主于我厚，骏马苍头如己有。”由此推断，卢仝可能也属于这类诗人，罹难王涯之宅，岂不渊源有因吗？除此，笔者推断卢仝死于“甘露之变”，还另有说法。其一，本文否定卢仝死于“元和年间“那一部分，提到卢仝于大和五年与髙常严固曾登上王屋山天坛之顶，有“小碣”碑作

证。“大和五年”为公元831年，离“甘露之变”（835年）仅四年之差，说明卢仝身体健康，有可能活到“甘露之变”，即835年。其二，从贾岛《哭卢仝》诗中能够悟出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信息。该诗开篇两句便是“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历代学者研究《哭卢仝》，可能只偏重了诗中的“平生四十年，唯著白布衣”这两句，而忽视了开篇的两句。其实，开篇的两句，已经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信息。为什么这样说呢？仔细品读便会发现，贾岛悼念卢仝，不仅仅是因为卢仝是贤人或者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当上官，对他的死感到遗憾和悲痛。关健在于“不亲者亦悲”所蕴藏的内涵。尽管卢仝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但他毕竟是个诗人，一介平民。假如卢仝是因病死的话，那等于自然死亡，亲人朋友感到悲痛，那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对于非亲非故的人们来说，充其量也是彼此互相说说而已，不会为此感到悲痛的。但是，假如卢仝真的死于“甘露之变”，头上无发，而且还钉了个钉子，死的很惨，那就不一样了。与卢仝非亲非故的人们，联想到卢仝一生心怀为国为民的抱负，官没当上却遭甘露罹难而死，自然会在同情之余而感到悲伤。而贾岛的诗“不亲者亦悲”，只不过是回避了“甘露之变”而已。这样，既可免去受诛连的嫌疑，也可让人们去联想。但是，“不亲者”的悲伤，笔者认为，绝非因为卢仝一生没有当官或者仅活了所谓的“四十年”这一因素。这里举个例子：韩孟诗派的追随者李贺（790——816年），出身于没落的皇室后裔家庭，自幼才华出众却怀才不遇，仅为掌管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论才，他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在中唐

诗坛，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见《中国文学史》）。李贺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短暂的一生写了很多诗且不乏名句。如“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等，其中有的名句还被毛主席引用。但李贺死后，也未见哪位诗人为他写出类似“不亲者亦悲”的诗或文章。为啥？究其因不外乎他乃自然死亡。其三、韩孟诗派为啥只有贾岛哭卢仝？提出这个问题，旨在佐证卢仝死于“甘露之变”。不是曾有学者力主卢仝死于元和年间，最迟也在元和八年（813年）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时韩孟诗派中与卢仝关系密切的，史载马异生卒年代不详搁置不提，其余如韩愈（768——824年）、孟郊（751——814年）、贾岛（779——843年）等，都还活着，为何哭卢仝的只有贾岛而不见韩愈、孟郊有任何表示呢？这就说明卢仝元和年间还在世。而公元814年孟郊死时，韩愈则有《赠贾岛》一诗，抒发对孟郊的怀念，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更有说服力的是，孟郊死后，卢仝亦有诗作《孟夫子生生亭赋》。诗的开篇写了卢仝在寒风中来到了生生亭后，没有见到孟郊，睹物思人，曾发出感叹：“夫子何之兮？”意为先生啊，你今在何处？接着写了孟郊的为人和对孟郊的诗风的赞美以及友情等等，全诗充满了对孟郊的思念之情。如果卢仝死于元和八年（813年），他怎能在孟郊死后（814年）或孟郊死后不久写出《孟夫子生生亭赋》。但是，卢仝死后，由于“甘露之变”时，韩愈、孟郊等都已经离开人世，所以只有贾岛有“资格”写诗悼念卢仝。其四、从文献资料中卢仝的相貌看，

卢仝死时已是老龄人。明胡震亨《唐音统鉴》中有“仝无发，阉人于脑后加钉悬焉”的记载；清康熙编《唐宋诗醇》曰：“玉川垂老，尚依时宰，致罹甘露之难”；谭正壁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云：“甘露之变……仝老无发，捕者于脑后加钉以系之，遂遇祸”。当然类似说法还有很多。从“仝老无发”这一现象上看，绝非元和年间卢仝处在中年时期的相貌，而是一种进入老年以后的形象。从这一形象，足以佐证卢仝在“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夜仍然在世。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只是倾向于历代学者中主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并作了进一步的佐证而已，但并不苟同于一些学者把“甘露之变”作为卢仝生命的终点前推四十年，去决定卢仝生年的猜想。由于这种猜想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关键因素，也就出现了卢仝十多岁就得子、托孤等相互矛盾的问题以及诸多解释不通的疑点。笔者在肯定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同时，将在下一个问题对相关疑点予以诠释。

第三、“两个四十年”与相关疑点之见解。这里所说的“两个四十年”，是指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中“卢仝四十无往还”和贾岛《哭卢仝》诗中的“平生四十年”。卢仝所说的“四十年”，是指自己从出生到与马异结时的“四十年”，并非指卢仝只活了“四十年”。韩愈《寄卢仝》诗云：“往年弄笔嘲同异”，作于元和六年韩愈任河南令任上，即公元811年，诗中的“往年”即元和五年，也就是公元810年或稍前一、二年，即公元808年或809年。如按照笔者推断卢仝生于767年，卢、马结交时为810年，此时卢仝应为四十三岁或四十一、二岁。有学者曾以韩愈《寄卢仝》诗中还云“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

一纪”为依据，说卢仝与韩愈相识时只有三十二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按照古人的说法，“结发”，始男年二十，即成年。“一纪”，乃十二年也。其实，韩愈的诗，是说卢仝从成年起，就不与世俗人交往，曾隐于少室山，闭门读书十二年，并非韩愈与卢仝相识时只有三十二岁。卢仝与韩愈的交往相识早于马异，据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卢仝始与韩愈往还当在元和二年至四年之间。就按元和二年来说，元和二年为公元807年，此时卢仝的年龄为四十岁，与元和五年（810年）卢、马结交时四十三的年龄正好吻合。退一步说，即使卢仝死于元和八年（813年），此时年龄也在四十六岁（虚岁四十七岁），而并非整“四十岁”。而贾岛的《哭卢仝》诗，按照本文上面的推断，从时间上说，应在“甘露之变”的次年秋天或再晚些时日。其理由，笔者本文前面已作过分析（即对“不亲者亦悲”的分析和“甘露之变”时唯有贾岛还活着的分析）。这里仅对贾岛诗中的另外一种意境和相关疑点谈点看法。贾岛《哭卢仝》诗中在描写卢仝死后坟头荒的凉景况时这样写道：“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诗中的“自生蒿草枝”一句很值得推敲。尤其是“蒿草枝”三个字，已清楚地告诉人们贾岛来济源悼念卢仝的时间，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谓的“春天”，而是在秋天或秋冬之交。众所周知，“甘露之变”发生的时间是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说明当时的季节是在冬天。而卢仝在冬天入土埋葬之后，在北方的冬天是不会长草的。即使到了第二年春天，也不会长出“蒿草枝”来。因为“蒿”这种植物，在济源大地上随处可见。它乃草本植物，虽然一岁一枯荣，但根系发达，秋冬落霜之后即枯，

第二年春天就又从根部发出嫩芽，清明节前称“白蒿”，夏天称“青蒿”，到了秋冬就又称“黄蒿”了。而贾岛诗中说得是“蒿草枝”，至少季节已到夏天甚至秋天以后，蒿草才会有枝。另外，古代乃至现代，济源或北方每年都有三次上坟祭祀的习惯：一次是寒食节，即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清明节前一、二日，一次是农历七月初一的“中元节”，一次是农历十月初一的“送寒衣节”。这三次祭祀被称为“三大鬼节”。从这种情况看，贾岛诗中“蒿草枝”的季节，肯定不在春天，最起码也在秋季的“中元节”或秋冬之交的“送寒衣节”。只有这时，“蒿草”才会有“枝”。至于有些学者以开成元年（836年）春贾岛在长安有与蔡京送别诗《送蔡京》，就说本年二月前后贾岛在长安而不可能到济源，笔者以为有失偏颇，即贾岛开成元年春天未到济源，并不意味着秋天或秋冬之交未到济源。联想到诗意的背景，也只有贾岛在开成元年秋天乃至稍后一个时期到济源，才能在卢仝的坟上看到那种凄凉的景象。既然卢仝死于“甘露之变”，贾岛《哭卢仝》一诗也是作于“甘露之变”之后，那么，一些力主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学者，把卢仝的生年推断在795年，自然会出现诸多疑点。比如：元和五年为公元810年，如果卢仝生于795年，那么元和五年时才十五六岁，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他怎么可能与髙常严固（济源有学者认为，高、严为当时有影响的儒生）在王屋山的碑首上题字？再比如，卢仝的次子添丁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古代不乏十五六岁当爹的例子，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卢仝还有一长子抱孙。有学者根据卢仝《寄男抱孙》中“下学偷工夫，新宅锄藜莠”和“引水灌竹中，蒲池种莲

藕”等句分析，抱孙至少比添丁大五到十岁，几乎和卢仝的年龄（按795年）相差无几，怎么可能呢？当然，在力主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学者中，也有接近于笔者对卢仝生年（767年）推断的。比如，黄永年先生就提出卢仝生于769年。他在《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中曰：“‘平生四十年’者，并非说卢仝只活了四十年，而是指卢仝自成年到罹甘露之变之间的四十年，则其享年当过六十”。但他同样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关键因素。如果按笔者推断卢仝生于767年，死于“甘露之变”835年，享年68岁的话，诸多疑点便得以解决，即：韩愈《寄卢仝》诗作于元和六年（811年），同年卢仝由韩愈、孟郊相引结识贾岛，时年卢仝四十四岁；元和五年（810年）卢仝与髙常严固在碑首题额（指司马承祯那通碑），且添丁出生，与马异结交，时年四十三岁，正所谓“卢仝四十无往还”所云（诗中四十为概数），即使抱孙比添丁大五到十岁，抱孙出生时卢仝的年龄也在三十三至三十八岁之间（这一佐证可以证明卢仝并非十五六岁即得长子抱孙）；至于贾岛《哭卢仝》诗云“平生四十年”，笔者与黄永年先生的看法一致，即指卢仝成年后到甘露之难的四十多年。这里举个例子：现代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也常常自叹：“你看我这辈子混得叫啥！”“我这一辈子”也是指成年后（十八岁或二十多岁）开始参加工作算起的几十年。即使卢仝的成年按二十岁计算，到甘露之难为四十八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不把卢仝的生年推断为767年，要再多上一年或二年，那么，贾岛的诗“平生四十年”很可能就写成“平生五十年”了。理由是，人若四十八九，虚岁也就可以说是五十岁了。最后谈谈“托孤”。

贾岛《哭卢仝》诗中云：“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如何理解“托孤”？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元和八年（813年）卢仝从扬州返回洛阳热病复发时。他可能怀疑自己的病难以痊癒，担心自己一旦撒手西去，两个儿子尤其是小儿子难以自立，曾向友人“托孤”，有学者分析，似指韩愈。因为此时韩愈又赴京都长安供职，卢仝让韩愈对自己年幼的儿子予以关照，也在情理之中。二是“甘露之变”之前卢仝往还长安时“托孤”。笔者在这里所说得是“甘露之变”之前而不是“甘露之变”发生之时。据清孙之騄《玉川先生传》称：“愈死，仝落拓无所依，往来长安中”。可以看出，韩愈824年死后，卢仝经常往来长安。而韩愈死时，卢仝的次子添丁（生于元和五年即810年）才十四岁。而卢仝的长子抱孙，很有可能在韩愈去世之前已不在人世。这一点，卢仝族谱《范阳世系图》中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五世照邻，二十六世坦，二十七世储，二十八世仝，二十九世添丁，三十世祯……”卢仝死后，其后代曾迁徙山西，卢氏《洪洞世系图》上，记载“添丁”后面是“祯”，说明两个世系图吻合。但这两个世系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卢仝的两个儿子只有次子添丁而无长子抱孙。按照古代传统习惯，未成年人早薨，是不上族谱的。这就足以说明卢仝的长子抱孙已死而只有次子添丁了。既然这样，即使韩愈死后至“甘露之变”之间的八年间，添丁长大成人了，但不一定成家立业。而此时卢仝在长安又结交有新朋友，其《送王储詹事西游献兵书》诗曰：“美酒拨醅酌，杨花飞尽时。落日长安道，方寸无人知。”从诗的首句“美酒拨醅酌”便可看出，俩人能聚在一起喝酒，关系就不一般。

《唐才子传》就有这样的记载：“王储曾官詹事之职，与卢仝过从甚密。有酬唱之作。”另外，卢仝与王涯可能也有特殊关系。本文前面已提到卢仝与王涯之甥同属韩孟诗派，“甘露之变”前卢仝曾留宿王涯之宅，就是很好的证明。除此，清康熙皇帝所编《唐宋诗醇》中也有“玉川垂老，尚依时宰”之言，说明当时卢仝不仅年老，生计之所依，靠的是时任宰相王涯。卢仝一生无官，生活主要靠朋友接济，自己年纪大了，又没啥收入，不知哪一天就会离开人世。在这种情况下，退一步说，假如抱孙（卢仝长子）还活着，也许已经另立门户了。不管添丁是否成年，卢仝采取“托孤”之举，将添丁拜托给诸如王储、王涯之类的官场之人，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借用黄永年先生在谈到“托孤”一事时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是刘备临死前请诸葛亮辅佐嗣子禅，当时刘禅十七岁，史称“托孤”；二是唐太宗临死前嘱托长孙无忌、褚遂良辅佐太子高宗，高宗当时二十二岁，史称这也是一次“托孤”。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托孤”仅是对幼童或未成年人而言，君不见中国的老人有别于外国，一辈子为儿女操心，即使儿女成家立业，临死还是不放心。以此及彼，卢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托孤”，岂不亦然乎。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卢仝与韩愈相比，其年龄年长韩愈一岁，生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即公元767年，卒于“甘露之变”之时，即公元835年，享年68岁（虚岁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