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卢 仝 笔 记
阮浩耕 原《茶博览》主编
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必然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国茶文化在唐代的兴盛，有卓越贡献者莫过于陆羽和卢仝。诚如明人文尚宾所言：“茗饮之尚从来远矣，后世独称陆羽、卢仝。岂独其品藻之精、烹啜之宜，抑亦其清爽雅适之致，对真常虚静之旨有所契合耶。”当代茶文化研究开展20多年来，对卢仝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加强卢仝研究，是传承茶文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茶人的一份责任。
近年在阅读史籍中，获得一些有关卢仝的资料，做了一些笔记，兹选录几则。
七碗茶歌的创作年代
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的创作年代，在诸多的茶诗选本中均未有注释。去年读到一篇论文，文中提到“此诗写于太和四年，即公元830年，当时卢仝正在扬州。”这似乎不当。给卢仝寄“月团三百片”的孟谏议，名梦简，字畿道，唐德州平昌（今山东商河）人。因官至谏议大夫，故卢仝诗中称“孟谏议”。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载，梦简，生年不详，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卢仝此诗不可能作于孟谏议死后。
又据林波《钱选的“卢仝煮茶图”》，孟谏议在“唐元和六年（811）出任常州刺史。”（载《茶博览》1995年冬之卷）。卢仝此诗当作于孟谏议刺常州任内无疑。卢仝曾因避债而寓居过扬州，扬州与常州近，卢仝会有应孟谏议之邀在常州居游。从《全唐诗》所录卢仝诗作中看，卢仝与孟谏议在常州有过相聚，他的《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员外职方贬国子博士有感五首》便可证之。诗中的“韩员外”即韩愈，其时应在元和三年（809）前后，孟谏议刺常州应在此间。卢仝此诗约作于元和六年（811）至长庆
三年（823）之间。
“文字五千卷”之讨论
卢仝《茶歌》中“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二句，贵州省社科院文学所王建先生根据卢仝倾向道教来考证，认为“文字五千”就是指老子《道德经》。卢仝《杂兴》诗中有句：“三五图书旧揣摩，五千道德新规矩”。此处“五千道德，”实指五千文字的《道德经》。
王泽农先生同意王建的解读。他在为《茶博览》撰《王建〈玉川茶歌献疑〉读后》一文中说：“我从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尝茶和公议》”诗中的“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诗句，和清林则徐福州贡院“攀柱天高忆八百独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煎茶地胜看五千字个中谁是谪仙才”联文，都将玉川《茶歌》与李白《玉泉仙人掌茶》并列，联文并提到“文字五千。”完全同意王建同志的观点。
对王建提出将“唯有五千卷”应改为“唯有文字五千言”，王泽农先生则认为未必。他说：“从汉语语法来看，‘唯有文字五千卷’句中的主语是‘卷’，它的状语可以是‘五千’，这二字的词组，也可以是‘文字五千’四字构成的词组，可以译成现代汉语‘文字五千构成的那一卷书’。这与王建同志的观点就一致了。”
卢仝隐居洞山
明人周高起《洞山芥茶系》有记：卢仝《茶歌》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又云：“安知百万亿苍生，命坠颠崖受辛苦。”可见贡茶之苦，民亦自古然矣。至芥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
卢仝曾在常州和扬州寓居过一点时间，这在他的诗作中都有过记述。除了前面已说明的两首外，还有《扬州送伯龄过江》，明确卢仝时在扬州。另有《亿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和《赠金鹅山人沈师鲁》，其中有句：“金鹅山中客，来到扬州市。”可见卢仝此时亦在扬州。周高起所说：“卢仝隐居洞山，”虽然目前尚是孤证，但从卢仝的诗作和在扬州、常州的行止考察，此说还是可信的。
关于卢仝的卒年
马舒先生有《志怀霜雪，操似松柏——卢仝的为人及其不是死于“甘露之变”说》一文，刊发在《茶博览》2001年第2期。文章认为卢仝并非死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其根据，作者在文末声明：“本文主要论点，参考中华书局《唐才子传校笺》（二）卢仝篇。”
马舒先生此文寄我时，曾附上《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卢仝篇”的复印件。读后感觉马先生文与“校笺”所述内容与观点一致，亦为卢仝研究中的学术探讨，所以刊发。
近日，找来《唐才子传校笺》重印本看。发现重印本共五册，前四册是对《唐才子传》十卷的校笺，分别于1987-1990年间出版。其中第二册卷五卢仝篇，有苏州大学吴企明先生笺证。1995年又出第五册，此册是对前四册校笺的疏误所作的补正。其中“卢仝篇”有陈尚君先生补正。补正原笺卢仝死于“甘露之祸”“其事实不可信”的断言。对原笺的三条举证：1、“唐史无此证载，”诸史言甘露事变“均未提及卢仝；”2、年岁不合；3、仝子添丁，生于元和五年，贾岛有“托孤”之语，若卢仝死于甘露事变，则添丁已长大成人，何来“托孤”。
由此可见，马舒先生在为《茶博览》撰文时，没有看到或么哦有读到《校笺》第五册。
曼生刻卢仝诗句于石
与陈文述、陈甫并称“武林三陈”的陈鸿寿，博学工诗，还以他创制的曼生壶名闻后世。曼生仰慕卢仝，并爱其茶歌，自刻“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一枚，又作长跋云：
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嗜茶，又在鸿渐之前。其诗有云：“柴门
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使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啜，惟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细腻可以为茶器，故创意造型，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隅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煮之，便觉舌本香清，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羲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造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茗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茗饮之事，使卢仝生此时，其称羡又不知当如何也。余故刻卢公诗句于石，而并为跋，亦以增艺技一韵事也。
卢公饮茶之风如此为后人所仰慕，卢仝茶歌千年来如此为后人吟咏不绝，如卢公地下有知，真不知道如何也！
《煎茶七类》与卢仝
《煎茶七类》一篇辑入陆树声《茶寮记》。在浙江上虞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所藏历代名家墨迹中，有绍兴青藤道士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两者内容大体相同，文字上有多处增删。今人关注的倒不在文字增删，而在徐渭书作后部的跋文：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秋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氏之宜园。
以上徐渭所言，且又系手书真迹，是有相当可信度的。便在稍改定后予以书录。
《煎茶七类》究竟是陆树声作，还是卢仝所作，尚待考证。
“七碗”并非有形之饮
对卢仝的“七碗茶，”有人解释的很实：“由于茶叶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作者细细品味，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饮到七碗时，更觉得两腋清风，飘飘欲仙了。”“诗人写煎茶、饮茶，一口气饮了七碗，饮每碗都有不同的感受，最后饮到飘飘欲仙，想乘风归去。”如此解读，太过于拘泥。
明人喻政《茶集》附有：“煮茶图集，”辑录了多位文士观赏唐伯虎
画陆羽煮茶图的题跋，其中有于玉德的一则，说到了七碗茶：夫饮酒者，一饮一石，此不知酒也。饮茶者饮至七碗，则亦不得。夫有形之饮，不过满腹传玩之味。淡而幽，永而适，忘焉，仙也；怡焉，清也。
饮茶分“有形”与“无形”。“柴门反关无俗人，纱帽笼头自煎吃，”是有形之茶。“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是无形之茶。
玉川之志，独昌黎知之
刘松年绘有《卢仝煮茶图》，清人胡敬有一则题跋：
右玉川子煮茶图，乃宋刘松年作。玉川子豪宕放逸，傲睨一世，甘心数间之破屋，而独变怪鬼神于诗。观其茶歌一章，其平生宿抱忧世超物之志，洞然于几语间，读之者可想见其人矣。松年绘为图，其亦景行高风，而将以自企也。玉川子之（志）向，洛阳人不知也，独昌黎知之。去昌黎数百年，知之者复寡矣。
韩愈与卢仝的相交相知，《唐才子传》有记：“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操，敬待之。尝为恶少所恐，诉于愈，方为申理，仝复虑盗憎主人，愿罢之，愈益服其度量”。此时间应在元和五年之六年，即810-811年。
韩愈对卢仝的《月蚀诗》非常赏识，以致他校卢仝作《月蚀诗》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
以上数则，仅是阅读笔记，积累资料，存点滴所思，备作研究。今摘录出来，为与同好者互相交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