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传记

苦难少年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秘书郎韩仲卿的第四个儿子诞生在京城长安的官舍之中。他先前生有三个儿子，一个早夭无名，一个名会，一个名介，都是人字部头，于是他为四儿子起名曰愈。谁也没能想到，正是此子将来成为了影响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进程的一代伟人。

韩愈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失去了亲生母亲。“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韩愈一生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幸运的是，韩愈有一位如同母亲般的乳母李氏，号正真，韩愈在她的精心照顾下长大成人。所以对乳母的感情很深，乳母死后，他不仅为乳母写了《乳母墓铭》，还“愈率妇孙视窆封。”

韩愈出生前安史之乱已结束，虽时有边境骚乱、藩镇叛乱，国家并无大的战事。韩仲卿老来得子，对韩愈更是关爱有加。但在韩愈年仅三岁时，韩仲卿病逝。年幼无知的韩愈跟随大哥韩会与嫂嫂郑氏，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河阳老家，把父亲安葬在河阳县尹村的祖茔(现孟州市赵和镇苏家庄北岭)，开始了三年的庐墓服期的生活。这也是韩愈的第一次守墓生活。

韩愈有三个哥哥，一个哥哥早夭无名，大哥韩会，无子，二哥韩介曾任率府参军，早早病逝。二哥韩介留下两个儿子:韩百川和韩老成。韩老成过继给大哥韩会为嗣子。韩老成因排行十二，人称十二郎，韩文《祭十二郎文》即是为老成所写。韩老成生二子，一名湘，一名滂。韩湘就是民间传说的八仙之一--韩湘子，死后葬孟州市河阳办事处庙底村，今墓尚在。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滂病死于袁州，并葬在此地，时年十九岁。

韩会(737-779)，是一位有着正统儒家思想的文人，早年游学江淮，常与朋友讲王霸之术，经国大业，且自诩有王佐之才。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人称“四夔”，会为夔首。

其妻郑氏(?-794),不知其名,贤惠明识,知书达礼，出身在唐代号称五姓七家名族荥阳郑氏，除了女工持家外，从小识字读书，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

韩愈跟随哥嫂在老家河阳守墓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期间在韩会与郑氏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后移居到东京洛阳居住。大历九年(774年)，韩愈七岁，韩会经御史大夫李栖筠举荐，任从六品的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起居事宜。韩愈一家人开始到京城长安生活，由郑氏教导读书。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写道“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韩愈自幼在兄嫂的精心教育之下，继承了兄嫂的优秀美德，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然而这种全心读书学习的生活也仅过了三年，灾难再次降临到韩愈一家人的头上。

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受到宰相元载案的牵连坐罪，被贬到岭南的韶州任刺史。正是在这两个月的南贬路上，韩会向韩愈讲述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使求知欲旺盛的韩愈增添不少在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学识也有了不少长进，慢慢成为了一个懂事的大男孩。另外，韩会还带着韩愈等一家人参拜了树立在武昌城头由大诗人李白为他们父亲韩仲卿撰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李白的碑文歌颂的并不是一般无为而治的所谓地方清廉正直清官，而是一位有胆识、有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勇于移风易俗的人物。他管辖一地，总是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抑制豪强，不循私情，严惩奸吏，革除弊政，兴办教育，安定人民生活。碑文称韩仲卿:“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强侧目。”在他的治理下的武昌县“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在他的管理中“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碑文的最后李白又写道:韩仲卿“本道采访大使皇甫公侁闻而贤之，擢佐鞧轩，多所弘益。尚书右丞崔公禹，称之于朝。相国崔公涣，特奏授鄱阳令，兼摄数县。”

韩会要让韩愈从小就明白，韩家世代为官，不管职位高低都是政绩斐然，为百姓爱戴，更要让韩愈牢记，韩家是书香门第，熟读经史，恪守圣道，并以文章传家，使韩愈感受到了优良家风教育。

在韶州的两年时间里，在兄嫂的教育下，韩愈认真读完了《诗经》《礼经》《论语》,还选读了《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及其它子书中的名篇,背诵了不少前代人的名诗。并且练习写大小字，作文写诗。韩愈记性好，日记千言,进步很快。

大历十四年(779年),韩会因心里郁闷,公务劳累,又不服水土,病倒了。经医生调治,总不见效,且愈来愈重，当年秋天就卒于岭南的韶州任所。时年，韩会四十二岁，韩愈才十二岁,韩老成才七岁。韩会的死,使一家人失去了靠山，也使少年的韩愈再一次遭受磨难。

在韶州当地官民的周全之下，郑氏夫人带着年幼的兄弟和继子，扶着韩会的灵柩一路跋山涉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回到了老家河阳，在族人的帮助之下，把韩会安葬在了河阳祖茔。正如韩愈在《祭郑夫人文》里记载的:“兄罹谗口,承命南迁;穷荒海隅,天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水浮陆走,丹旐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韩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在老家河阳服孝守墓生活。

此次，韩愈一家在河阳生活了约四年，嫂夫人郑氏带着韩愈、韩老成等一边为韩会守孝，一边教韩愈和韩老成读书,日夜不辍。一家人耕织自给，生活还算安定。

一连串家庭变故的打击,虽然给韩愈精神上以沉重压力,然而这压力却变成了激励韩愈上进的动力。在河阳尽孝守墓的三年多时间里，在郑氏的精心教导之下，韩愈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素养。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皋稷，文章灭曹谢。濯缨起江湖，缀珮杂兰麝。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韩愈三岁启蒙,七岁读书,十三能文。他从小致力于经、史、诸子的学习,虽也练习和懂得骈文的写作,常写且至爱的却是奇句单行的古文。十三四岁已能写一手漂亮的古文，受到乡贤的称赞。师长们还时常带他到县城和洛阳会文。他说“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亦如李汉所说:“兄卒鞠于嫂氏,辛勤来归,自知读书为文,日计数千百言。”皇甫湜也说:“公七岁属文，意语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

但，好景不长。就在韩愈在家乡一边守墓一边学习的第四年，即建中三年(782年)十二月，南平君王李希烈等五位节度使发动叛乱，史称“五王”之乱。天下动乱不堪，德宗也逃出长安，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混战不断，也波及到韩愈的河阳老家。

好在韩愈的父兄在江南宣城置办有一处别业，郑氏夫人也曾在那里生活过。为了一家人的安全，更为了兄弟韩愈的学业,郑氏决定带领一家避难宣城。建中四年秋，郑夫人安排好留守在河阳老家的佣人与物什,把应带的东西装上车，领着韩愈、老成等一家大小儿十口人从河阳奔向宣城。河阳离宣城三千余里,一路上时时有向南逃避战乱的群众,那情景对年少的韩愈来说,一辈子都忘不了。

韩愈自十六岁移居宣城,到十九岁离开宣城赴长安应试，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他潜心读书、以文会友,也是他生活比较安定的一段时期。

韩愈成为有志、有识、有胆、有气的士人才子,除了社会影响和自身努力外，郑夫人当为首功。正如他在《祭郑夫人文》里说: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今其敢忘?”

纵观韩愈十九年的少年生活,真算得上祸事不断,灾难重重。然而,他却在这灾难的重压中,变得愈来愈坚强，愈来愈有志气。他欲在卫儒道、倡古文上自振一代,在政治上致君尧舜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重压下形成的。这情景倒真如《孟子》里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求仕之路

韩愈在宣城的三年多时间里，学问大进，他的诗文受到了当地文人，特别是宣城王司马的器重。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春，经王司马的举荐，韩愈成为宣城府的一名乡贡士子，取得了参加明年的科举考试资格。韩愈的字“退之”，可能就是在这时所启用的。

这年秋，韩愈肩负全家的期望，拜别寡嫂、侄子老成、乳母李氏等，独身一人前往长安应试。是年韩愈19岁。西行途中，韩愈还特地回到家乡河阳，祭拜了祖茔，看看家乡的山水和友善的父老乡亲。

贞元三年(787年)初来到了京城长安，正好赶上了当年的科举考试。等到放榜那一天，初出茅庐，以为自幼熟读圣贤书籍，遵行古人大道的韩愈必定是信心满满，然而现实却是韩愈并没有在榜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对于韩愈这个第一次出远门，在偌大的京城里举目无亲的二十岁少年来说，内心是何等的孤独凄凉，“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不过，韩愈打听到了一个好信息，就是他打听到了堂兄韩弇(韩愈叔父韩云卿的儿子)在京城当官，不过此时，他正随北平王马燧参加唐朝与吐蕃的会盟，不在京城。不管怎么说，找到了堂兄的下落，自己也有了盼头。但仅仅一个月之后，一个不幸的信息就传到韩愈这里:堂兄韩弇在与吐蕃的会盟中被杀害了，北平王马燧也被调回京城。

韩愈知道，堂兄韩弇与马燧的关系很好，就以“王爷故人稚弟”的身份多次上王府拜谒，但都被恶门官挡在外面，无奈的韩愈被迫在大街上阻拦了马燧的仪仗，才进到了马燧王府。

马燧是唐朝中期一位颇有建树的将军，在平定“安史之乱”和“五王”、“二帝”的叛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北平王。马燧在府中热情接待了韩愈，并对韩愈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大加赞赏，也指出韩愈未中第的原因:文章“不合时宜”。韩愈的文章议论宏博，雄深雅健，有孟轲之风，但他写的是古风，唐朝流行骈体文，讲究四六句,韩愈的文章虽好,但不一定能入考官的法眼。

马燧把韩愈安排在家里住下，一是为了给韩愈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准备来年的科举，二是教自己的两个儿子攻读。韩愈与马燧，及其两个儿子，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燧死后，韩愈为他写了《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叙述了他与马燧及其儿子、孙子的三世四十年的情谊。

贞元六年(789年)和贞元七年(791年)韩愈又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依然是名落孙山。好在住在马燧家中，衣食无忧，还能专心学习。韩愈在长安广交文友，他的文名渐起京城。期间，为了得到当权者的肯定，韩愈接连写了《上贾滑州书》《与陈给事书》《为人求荐书》等三篇自荐文章。

在唐代科举考试里有一种风气-行卷干谒，唐代的文士们在未显名之前一般都会干谒求进,向庙堂高官投诗送文自荐,这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真正敢以诗文求人荐举的,多半是那些有才华的人。这种一般文人与庙堂官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仅有利于识才选士，也促进了诗文创作。

贞元八年(792)，对韩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第一，这一年他在文章《争臣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其以富贵移易其心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又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他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逐步认识到，文学创作不仅要“得道,修身,兼济天下”。还要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个道就是孔孟的儒家之道，正式举起了“文者修辞明道”的旗帜。

第二，贞元八年(792年)，25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这次之所以能考中，与主考官文学家陆贽的赏识和文学大家梁肃的举荐有莫大的关系。在这次同榜进士中，还有后来在历史上有名的李观、李绛、崔群，他们在长安早已结成文字之交，当他们得知文学大家梁肃德高望众,崇尚古文时,就多次同去拜谒。梁肃慧眼识人，他在很早就预测了几位青年才俊，未来必定是人中龙凤，他说韩愈、李观有文才,后必以文鸣世;李绛、崔群是政治长才,后必在官场显贵，历史印证了梁肃的眼光。在这一年的科举榜中还有欧阳詹、冯宿、侯继等,世人称此榜为“龙虎榜”。此榜中还有一些人同韩愈一样崇尚古文,成为古文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第三，韩愈与卢小姐在洛阳完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人生之四大喜事独占其二，何不快哉!贞元六年(790年)，经马燧保媒，韩愈与洛阳卢小姐订婚。卢小姐的父亲卢贻虽然官位不显，但卢家却是唐代五姓七家望族里范阳卢氏一门，属名门高第，卢小姐的母亲是唐肃宗、唐代宗两朝名相苗晋卿之兄如兰之女。韩愈虽也算名门，但能与卢家小姐订婚，算是攀了高枝。

成婚之后，韩愈再返长安，准备来年吏部举办的博学宏词科考试。

唐朝的科举，在考取了进士之后，还要通过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才能做官，才算是真正地进入了仕途。韩愈参加了贞元九年(793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本来已进入考中的名单之内，但吏部在讨论最后的名单时又被除名，原因不明。

是年，天气反常,冬干旱,春淫雨,夏则暴风雨毁屋折树,使本因落第就痛苦万分的韩愈,更加郁闷。四五月间他愤然离开长安东归，回洛阳看望新婚妻子，也想调整一下心态。但万未想到，他在洛阳遇到了韩老成扶嫂夫人郑氏的灵枢归葬河阳。

韩愈本欲求得一官半职报答嫂嫂的养育恩德,可嫂嫂却这样离开了自己,突如其来的不幸给他又增添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他带着妻子同回河阳，安葬嫂夫人郑氏，并在嫂嫂的坟前宣读了感天动地的《祭郑夫人文》。韩愈遵唐制，为嫂嫂郑氏服丧五个月。这也是韩愈第三次在河阳老家守墓。之后韩愈又回到长安，准备来年的考试。

十一月末,韩愈到长安后遇见一桩怪事:果州南充县传报少女谢自然白日飞升成仙，一时大众迷惑。韩愈写了《谢自然诗》进行揭露抨击,其中有“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四句，韩愈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可谓是振聋发聩，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

贞元十年(794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落榜。

贞元十一年(795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落榜。韩愈的才华始终没能得到吏部的认可。期间他曾又三上宰相书，但均石沉大海，未得到回复。同年，心灰意冷的韩愈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老家河阳。侄子老成与家人还在家乡为嫂嫂守孝，他也就在河阳住了下来。

有一天，有几位朋友到河阳看望韩愈，在交谈的过程中讨论起了每个人对绘画作品品格的认知，讲到高兴之时,韩愈把在长安得到的一幅画拿出来给大家品赏。事情竟是那样巧合,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有一位叫赵侍御,就是临摹这幅画的主人。赵侍御喜文墨,善画艺,是位仁义君子,见画戚然有感,说:这幅画的原稿是他二十年前看到的一幅国藏珍本,因太过喜爱，就找画工临摹了一幅，就是韩愈手中的这张画，后来他到闽中游历时不慎丢失。因是心爱之物,赵侍御就恳求韩愈,把这幅画借给他让他找画工再临摹一幅作为纪念。韩愈是位仁义君子，毫不犹豫把这幅画又回赠给赵侍御。韩愈也非常喜欢这幅画，就撰写了文章《画记》。

韩愈在《画记》里写下他如何得到这幅画的经过:去年(贞元十年),在长安一家应试举子长住的客舍里，结识一位应考举子叫独孤申叔,字子重,时年十九岁。申叔贞元十三年(797年)中进士,十五年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八年(802年)四月五日卒。韩愈、柳宗元、皇甫湜、韩泰、李行谌、李行敏、崔广略、崔群、刘禹锡、李景俭、严休复、韦词等都和他有过交往,有的还是他的好友。卒时柳宗元写有《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韩愈为这位亡友写下了《独孤申叔哀辞》、皇甫湜有《伤独孤赋》。韩愈与独孤申叔交往约在贞元十年(794年)之前。两位都是年轻的才子,又都好弹棋。弹棋是一种很好玩的技艺游戏,唐代非常普遍,尤其在文士中很流行。一次因棋兴大发，两人便赌起弹棋来。结果独孤申叔把不久才买来的这幅画输给了韩愈。因珍爱,韩愈常常把画带在身上,正巧到河阳又物归原主。画是名画，文是名文,事是奇闻。所以,韩愈在《画记》说:“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聚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此《画记》被后人誉之谓:周人之后无此格力。所以宋朝诗词大家秦观等争相摹写这篇文章，这才有了《五百罗汉图记》传于世。

一个讲友情，轻钱财的君子形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之后，韩愈到东都洛阳与妻子卢小姐团聚，也结束了自己自贞元二年至贞元十一年的十年科举求官之路。

韩愈十年的求官虽未能得到一官半职,对于他的仕途是不幸的，但他在这十年之中结识了一大批有志古文创作的文友，为他今后提倡古文彰显道统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韩愈的大幸,也是中唐及中国文化史的大幸。

韩愈《与崔群书》里说:“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遇如骨肉朋友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固;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与己已厚,虽欲悔而不可。”这就是韩愈的交友之道，他把一大批志向于古文写作的文人聚集在自己周围，他们以志相投,以文相契,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这也是他在扶树教道，创作散文上欲自振一代的开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韩愈当时交往的朋友里,很少权贵显官,较多的是文人学士,如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冯宿、侯继、陈羽,皆贞观八年的同榜进士。此外还有薛公达、孟郊、裴度及柳宗元、刘禹锡等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文人。

十年长安求官生活的结束,也是韩愈新生活的开始。

幕府生涯

唐朝，有无数的读书人，他们考取了进士，却最终没能通过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没有直接取得官职。那么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去到地方上担任幕僚，从最底层做起，再进入仕途。二就是回到家乡开馆授徒，教书育人。

韩愈选择了前者，到幕府任职。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个官职虽然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七月才被朝廷正式辟命授职，但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从九品的小官职，却是韩愈走上仕途的起点，影响了韩愈一生的政治生涯。

董晋原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汴州兵乱中受命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使、知节度事。董晋与韩愈的四叔韩绅卿曾同在扬州淮南节度使崔圆手下任职，董晋为御史判官,韩绅卿为录事参军,应是同僚好友。韩愈以文名结识了董晋。董晋已七十四岁，谦恭精俭,宽厚温和,有长者之风。

韩愈对董晋的举荐还是非常感激的，他曾写道在“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跨”的情况下,“大梁从相公”,韩愈感激董晋的知遇;董晋赏识韩愈敢冒生命危险以从的胆识。

正巧（796年）,韩愈好友孟郊高中进士,东归省亲经过洛阳，以他春风得意之心,为韩愈从军赴汴写诗祝贺。“亲宾改旧观,僮仆生新敬。”“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把韩愈比作王、阮,为友授命由衷高兴。

韩愈初到汴州时，职务任命并没有下达，因此也无具体事物可做，多数时间闲居在家中，也就把妻子和女儿接来一起生活。这期间他参与了汴州东西水门的整修工作。水门就是闸口，由于汴州长期战乱，水门失修，河道淤塞，既堵塞航运，又易泛滥成灾。于是，董晋接受官民意见，在贞元十四年(798年)正月七日开始对水门进行修整，历时三个月，全面完工。韩愈为此写下了一篇雄俊之文《汴州东西水门记》。

韩愈以传道为己任，以著文为能事，更值得称道的是他重视人才，奖掖后进。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里，韩愈在指导李翱、张籍等人习诗作文的同时，还利用主持汴州贡士选拔考试等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古文革新的主张。

汴州人民刚过上几年的安定生活，恶运就再次降临。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但韩愈一家老小还留在乱军之中，妻子还身怀六甲。

韩愈随从董晋灵柩途中，听到汴州叛乱的信息，由于家人还在乱军之中，不知死活，韩愈焦虑不安，手足无措。突然又打听到他的一家人已逃出汴城，这才松了一口气。韩愈把灵柩送至洛阳，过了盟津渡后，就与送灵的队伍作别寻找家人。韩愈决定由河阳三城沿黄河向东，由汜水关渡黄河。可是到达汜水关时，天已黑，已无法渡河，可韩愈非要坚持渡河，他急切寻找妻女的心情可见一般，“黄昏次汜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潭，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怀着忐忑心情的韩愈沿着黄河，一路苦寻,终于在二月底到达徐州南睢水岸上的码头符离集，找到了妻女。

韩愈一家在徐州安顿下来，此时韩愈已是名气颇高的文学才子，慕名而来向他请教作文的人络绎不绝。韩愈的长子韩昶也正是在符睢降生的，故取小名“符”

同年秋，韩愈接到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张建封(735-800),字本立。南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朝中期名臣、诗人。张建封自少慷慨尚武，常以武功自许。唐代宗时，历任使府僚佐，一度入朝任职，但仕途坎坷，至唐德宗即位后，被贰臣卢杞外放为岳州刺史。淮西叛藩李希烈起兵后，张建封临危受命，出镇寿州，与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等互为倚角，抵御淮西叛军进攻，保全两淮。兴元元年(784年)，以功擢授濠寿庐观察使。贞元四年(788年)，德宗升濠寿庐观察为徐泗濠节度，任张建封为首任徐泗节度使。之后备受德宗宠遇，加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贞元十六年(800年)，张建封去世，年六十六，册赠司徒，谥号“襄”。葬在河阳县虢村，今墓尚在。

张建封许是念于故旧之情，同乡之谊，收留了韩愈一家老幼，并辟府任职，并在这年的冬天，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在长安期间,虽经好友欧阳詹推荐,还是未能出任四门博士一职。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又回到徐州。

张建封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年高位尊,在徐十二年，军州称理，保证了江南的漕运通道;他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受礼遇,尤其是知名文士,更被器重;他喜欢马球田猎,蓄妓宴乐,然对部下军吏管束颇严。对韩愈这位晚辈,虽盛情厚待,安排职事,并非有意要他多管军政。但是,韩愈并非欲寄其门下过安逸享乐的生活，而是想让建封举荐他到京城为官,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即使在徐州他也想有所作为。于是,他听到张建封公布“晨入(府)夜归(家)”的上班政令时,便上书建议取消这一政令;当他参加宴会而感到建封游宴过分时,写诗请建封“莫辞酒”,要节用蓄力,保境安民;当他看到建封打球射猎无度时,写诗写信给建封,说“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伤人坏马,不利战备。然而,都未得到建封允肯,甚至说他:“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意思说韩愈不懂军事。空有报国之志的韩愈郁郁寡欢。

韩愈在徐州完成了一桩大事，就是促成了他的侄女(堂兄韩弇之女)与李翱的婚事，也算了却他的一桩心事。李翱也成为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最得力的助手，创建新儒学最有力推动者。

贞元十六年(800年)夏，韩愈带着一家离开徐州，来到洛阳居住了下来。徐州不是他的舞台，他希望找到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更大的人生舞台。韩愈离开徐州不久，张建封去世，三天后，徐州发生叛乱，对韩愈来说，他是幸运的。

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不少著名诗人、文人常来聚游，特别是韩愈在洛阳的几个月里，唐代著名的文人李景兴、侯喜、尉迟汾、王涯、李愿、李翱等都来洛阳向他请教作文之法，实际上也是投师韩门。

正是在洛阳这一段时间里，韩愈创作了他的千古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

李愿是位隐居盘谷的高士,此来洛阳,与韩愈交游而情投意合;李愿要回盘谷,韩愈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行。盛赞了盘谷寺的优美环境与李愿的高洁情操。穷居野处，升高望远,茂树独坐,清泉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而安。不求名利,不忧于事而乐于心。排去一切人间理乱烦恼。这实际上是韩愈求官不得，闲居洛阳,愤世疾俗心态的曲折反映。所以,他骂杀那些有权有势,侍从仗势欺人,妻妾侍女满堂的达官显贵;讽刺那些奔走于形势之途的小人，活画出他们“足将进而趑想口将言而嗫嚅”的丑态。所以,苏轼就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韩愈有时间静下心来，对自己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大的总结，他认为要想写好文章，传递圣贤道德精神，第一步，应是先读圣人书，通过读圣人书立圣人志，之后要持之以恒，加强练习。第二步，要辨别真伪。只有能辨真伪,才能去掉陈言。第三步,还要平心察之,坚持不懈,最后使文章达到浩乎其沛然的高度。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就是韩愈文论中著名的“气盛言宜”说。

自贞元八年《争臣论》“文者修辞明道”提出，到贞元十七年“气盛言宜”理论的提出，韩愈的文学创作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韩愈崇尚古圣贤之道,三代两汉的经典与“古文”,而鄙薄骈四俪六的时文,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经韩指导李翊下年就中了进士。受韩愈指导、推荐,与李翊同中进士的还有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明经及第的有牛堪。王涯中宏词科。

结束了自己四年的幕府生活。此时的韩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

韩愈没有归隐,没有过采山食钓的盘谷生活而是赴长安求仕，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终于通过了吏部的铨选,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公务员。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告假回到洛阳接家人到长安居住，途中同朋友上华山游玩。这次的华山之行，出了一桩历史公案:韩愈华山遇险,投书苍龙岭。

韩愈对名川大山一贯比较感兴趣，但因以往忙于生计,没有闲余时间,苦不得游。此次，新得官职,意气风发，便携两三好友同游华山。

韩愈一行被华山秀美的风光吸引，不知不觉登上华山绝顶。等到下山来到“苍龙岭”顶端，一行人往下一看，天际茫茫,苍龙岭形似云雾中的一座独桥，两边深不见底。韩愈不由得目瞪口呆，身软腿颤，冷汗直流，一步也不敢迈了(唐时的华山，不象现在这样凿石为阶，设栏护路，履险如夷，而仅是在"龙"的脊背上粗凿了几个石窝而已)。韩愈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不由得放声大哭。并悲叹道:“难道我韩愈就葬身于此了?”韩愈写了一封求救信投下山去，后被华阴县令派人将韩愈救下。后人在华山苍龙岭半山处刻下了“韩退之投书处”，现成为华山一景。是否确有此事，千年来争论不休。

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一职，他一面教学授徒，一面向当权者举荐人才。经韩愈举荐的侯喜、侯云长等十人，后来全部中第。韩愈还写出彪柄千秋的名文《送孟东野序》，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观点，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深远。

韩愈的古文写作实践在这个时期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逐步成为一场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后来被称古文运动。

为了推广古文运动,韩愈不为世俗所左右，敢为人师，乐为人师，只要是喜欢古文，求教于自己的人，不论老幼、官职高低、贫富，他都乐此不彼。为此，他为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古文爱好者李蟠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师德文章《师说》。

可就在此时，家里传来一个噩耗，韩老成死了。

韩老成，韩介次子，韩会嗣子，同韩愈一起在郑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与韩愈虽为叔侄，情同手足。兄葬、嫂丧、侄死等等，一起涌上心头，韩愈悲伤欲绝，在泣哭中写下了《祭十二郎文》，字字如泪，字字如血，一句一顿，恸极后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御史台属官监察御史，正八品。虽品级不高，但职任重要，可参议朝政。是年，关中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赋税照常征收。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早人饥状》疏，陈述关中实情，遭李实等权臣谗害，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唐制，贬官在接到命令后，不停留，必须马上上路。韩愈冒着风雪离开长安。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韩愈抵达阳山县。

阳山是有名的蛮荒之地，无论是气候环境，生活习惯，还是风土人情，与中原迥异，就连语言都无法与人沟通，亲人朋友都远在千里之外，韩愈的心情可想而知。《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说“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说“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可见在阳山生活的艰难。

被贬而来的韩愈，面对如此落后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因自己是贬官而按照惯例不理政务。他把阳山当作自己践行仁政爱民思想的用武之地。他便扑下身子，团结小吏，了解百姓疾苦，实实在在为阳山百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整顿县政机构，开展正常政务工作。二是传授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民耕织，发展农业。三是重教兴学，宣传礼教。四是抑制豪强，保护百姓利益，也让百姓懂得按制度上缴赋税。经过半年的治理，阳山面貌为之一变，成为一个生活秩序正常、百姓生活安宁、人口不断增加，百姓的文明程度大幅提高的地方。韩愈的阳山之贬，促进了阳山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开化、经济的开发，使阳山走上了文明与进步的大道。

阳山具有与京师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里的江山风物和民情风俗对于生长于中原的韩愈来说具有极大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这种陌生和未知往往为诗文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素材，并赋予其丰富而鲜明的阳山文化特征。阳山特殊的行政和文化角色，也改变了韩愈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塑造了拥有伟大人格和文人情怀的韩愈。

韩愈在阳山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奠定了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五篇哲学著作也在阳山撰写完成，至此“道统”学说正式成立。

韩愈在《原道》一篇中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道”。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就是“道统”。

自从韩愈“道统”提出，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是沿着韩愈的这个道统学说继承发展下来，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前者是发展的，后者是继承的，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皆如此。韩愈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就是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勇于担当，敢于担当。

韩愈任阳山令前后仅有短短14个月，却被后人称颂为“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更有人称韩愈是:阳山走向文明的向导。今天的阳山,有多达五十多处纪念韩愈的文化景观，如贤令山、读书台、仰韩亭、韩愈路、韩愈纪念馆等等。一个逝去一千多年的古人，当地百姓还是如此念念不忘来纪念。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顺宗李涌即位,大赦天下，韩愈获赦免，但并没有具体任命，又不准回京城，只好按旨意在郴州待命。这期间，韩愈得了疟疾，差一点丢了性命，病好后，写了一首《谴疟鬼》，记录了他与病魔斗争并战而胜之的整个过程。是年八月，韩愈又受到了第二次大赦,因为宪宗李纯即位,韩愈授江陵法曹参军。江陵，就是今天湖北荆州。

在郴州，在江陵，韩愈做的最多的工作还是推广自己的古文思想，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影响更为深远，古文创作队伍更加壮大。他不仅对向求教的文人倡导古文主张，光大他们的诗学理论，还创作大量优秀的诗文来示范，如《李花赠张十一》《春雪间早梅》《春雪》《早春雪中闻莺》等等。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接到召他回京的调令，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韩愈终于回到了长安，心情异常兴奋，经常与一群文友在一起写诗论文，他的文名和在文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连当朝宰相郑��都爱其诗文，并向他索要，还要提拔他为文学官。因韩愈名气太大，过度引人注目了，树大招风，于是乎，就不断有人到当权者面前说韩愈的坏话。韩愈也曾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但蜚言流语依然炽烈，韩愈这时也意识到了危险，就找了个借口，主动提出分司东都洛阳，离开这是非之地。

元和三年(808年)三月,韩愈正式担任东都国子博士。虽说国子博士只是从六品，却是有实权的职位，是有事干的三省属官。这一时期也是韩愈诗文的创作极盛时期，他写了不少足以代表其诗文水平的文章,如《马颖传》《张中丞传后叙》《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月蚀诗》等。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从六品上。

在洛阳，韩愈发现一位文学奇才-李贺，当他看到李贺的文章后，激动不已，认为李贺是一名可塑之才,就协同学生皇甫湜一起主动登门拜会李贺，此次拜会大大提高了李贺的社会地位。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晋”与“进”同音，有人提出李贺不得参加进士考试，理由竟然是得讳父名。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韩愈为此写出了《讳辩》一文，驳斥那些借讳与李贺争名的小人。但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一代诗文奇才李贺，仅做过小吏，27岁就郁郁而终。

当时的洛阳城中,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他们与宦官暗中勾结，秘密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部署官吏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但是,留守郑馀庆看到韩愈处处与宦官为敌，还得罪了各地的藩镇，怕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就通过关系，把韩愈明升暗降为正五品的河南县令，时间为元和五年(810年)秋。

元和六年(811年),宪宗召任韩愈为尚书职方员外郎，韩愈第三次回京任职。但由于韩愈在一桩案件中用词不当，过于激烈，惹恼权贵，再次被除级，三任国子博士，时间在元和七年(812年)二月。

元和八年(813年)，自己虽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韩愈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便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韩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韩愈还是因为触犯“避讳”禁忌，再次遭贬，事件是这样的:厌恶韩愈的人称韩愈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而没有避讳，属大不敬。此事经人推波助澜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再次被降级，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立功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二十一日,韩愈以比部郎中转考功郎中,依前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考功郎中从五品上，属吏部,掌百官功过事迹;知制诰,代皇帝起草诏令。唐代知制诰本从中书舍人中选充,后来也常用翰林学士及其他文官代行其职,称为某官知制诰。韩愈以考功郎中代行其职,故称考功郎中知制诰。他担任此职跨三个年头,到元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升任中书舍人，前后相加大约历时十五个月。这段时间朝中中心大事就是对淮西用兵的问题,时间长,牵涉面广,不仅是影响中唐社会的重大事件，也成为检验各种政治力量的试金石。

韩愈始终站在维护唐王朝统一,反对割据,削弱藩镇势力的立场，和主战的宰相武元衡、裴度等站在一起，韩愈根据当前形势,撰写了《论淮西事宜状》,对用兵、抚民、持久、坚进及处理周边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状》不仅表现出韩愈作为思想家的远见和卓识，也表现出他军事方面的谋略和眼光。但此《状》也得罪了主和派宰相李逢吉，韩愈再一次被明升暗降为正四品下的太子右庶人，分司东宫，不得参与政事。

丧心病狂的藩镇派人刺杀主战派的武元衡、裴度事件的发生，坚定了宪宗皇帝对藩镇用兵的决心。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淮西的吴元济。淮西的吴元济不仅四处出兵,侵掠邻郡,滥杀无辜,还扬言要进攻洛阳,西取长安。关东各地皆震骇，人心惶惶,举国不安。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在裴度的坚持下，宪宗重新启用韩愈，任命其为行军司马，相当于副帅，并赐紫服佩金鱼袋。

韩愈一生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此次出征，正可施展抱负，报效朝廷，展现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在此次平淮西的战争中，韩愈功绩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展现了他儒者的军事才能。

一是主动请缨前往汴州，说服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同意平淮。朝廷数次平淮西没能成功，与韩弘不配合的态度有莫大的关系。韩愈认为韩弘所据守的汴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有说服韩弘支持平淮西的战斗，那怕他不参与只要他不阻扰平淮西的战斗，就是一种成功，裴度也十分认可。韩愈只身进入韩弘的大营，分析了此次平淮战略的形势，不仅说服了韩弘没对平淮战略上进行阻挠，还派儿子随同韩愈参与平淮战斗，并在军饷和粮草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二是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韩愈分析了蔡州的兵力部署，认为吴元济的主力都分散在边界地区，留在蔡州城的兵力不会太多，且应多为老弱病残。据此，韩愈提出让裴度给他拨一支精兵，由他亲自带队抄小道，袭击蔡州城，一定能轻松地攻人蔡州城，生擒吴元济。只要吴元济被擒，淮西平乱之战也就基本全胜。裴度虽也同意韩愈的计谋，但让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书生带队袭击蔡州，他还有所犹豫。就在裴度派那位大将去执行袭击蔡州城未定之际，大将李恕却在降将李佑的指引下,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袭入蔡州，果擒吴元济，立下首功。

三是淮西平定后，韩愈又建议裴度:“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扩大了此次战役的战果。

元和十二年十月，历时4年的淮西平叛取得了最终胜利。此战役严重打击了藩镇割据势力，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这是中唐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整个战役中，韩愈展现了他超人的见识和卓见。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为庆祝淮西战役的胜利，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永纪此功,便命“文章冠世”的韩愈撰写《平淮西碑》。 

此碑文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运筹帷幄，但主要还是歌颂圣功，对李愬和自己在此次战役中的功绩写得很少。李愬认为自己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应最大，因此，他对韩愈所写的碑文内容愤愤不平。

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表妹，她入宫哭诉韩愈写的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受不了表妹的哭闹，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了碑文，重刻在蔡州城头的碑上。

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虽被磨掉，但该文章却倍受历代文人的推崇，被认为是庙堂文学的佳作。认为该文是用《尚书》和《雅》《颂》的体裁，记述平淮西的经过，歌颂唐王朝平定淮西之乱的业绩，文字古雅，“句奇语重”，“大笔淋淳”。李商隐称它有“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公文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把韩愈写的碑文比作商汤盘铭、孔悝鼎铭，而盘铭碑石等实物可能消失，但碑文、铭词则永存于后代。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临江驿小诗》写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磨碑事件并没有影响韩愈的升迁，宪宗论功行赏，升韩愈为刑部侍郎。五十岁的韩愈，终于进入了唐王朝的政治领导核心。

谏迎佛骨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也有一个被接受和传承的过程。起初依附道教在社会上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加入中国元素，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佛教得到迅猛发展。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为了抬高身价寻宗问祖，遵老子李耳为祖先，立道教为国教。但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执，以及武后武则天都笃信佛教，佛教的地位，几乎超过了道教。特别是佛教发展到唐代中后期，已初步完成了由外来佛教到中国化佛教的转变，他的标志就是佛教禅宗的创立。禅宗的“本性是佛”“佛在我心”“我就是佛”的宗旨，把巍峨的庙宇筑进了人们的心间，把佛祖的教言融入了自己的本性，一切由本心来决定，所以修佛也不一定要出家，也不一定要到庙里去，禅宗的这种理论被越来越多文人儒士所接受，佛教也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仰，似乎将要取代儒家传统思想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这不仅是对先秦以来，中国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

唐宪宗李纯即位之后，面对藩镇割据及一系列混乱局面，想通过佛教的清净无欲宗旨，使藩镇去掉私欲，归服朝廷。因此宪宗皇帝对佛教更是信奉有加，不但命人重新翻译了《大乘本生心地观音经》，亲自写了序文，还命人去天台山炼制仙丹供自己享用，想长生不老。元和十四年(819年)还特命宫中之人前去凤翔法门寺奉迎佛骨舍利。

李纯亲设祭坛拜祭，从法门寺奉迎出佛骨，并将佛骨舍利迎宫中供奉三天,“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然后轮流送往京城各佛寺供奉，吏民瞻仰，“又令诸寺递迎供养”。

这次迎佛祭祀活动使整个长安城陷入了疯狂的地步，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

很早就以恢复儒学为己任的韩愈再也按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他要依据心目中的儒家道统思想来对抗佛学的法统思想。他义无反顾的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反佛檄文《谏迎佛骨表》。

韩愈在《表》中首先分析了佛教的历史，对佛教传入中国前后皇帝年龄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佛教不如中国本土的儒教，不适合中国实际。还认为佛骨舍利是“枯朽之骨、凶秽之馀”“朽秽之物”，只能给中国带来祸害，那些诚心事佛者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韩愈要求把佛骨“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对佛教痴迷的唐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特别是表中那句“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更是触犯宪宗的忌讳，盛怒之下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十四日，韩愈被直接押送出京城，不得回家，一刻不得在京师停留。不久，韩愈的家眷也被赶出长安，最可怜的是韩愈年仅12岁的小女儿絮因染恶疾死在商南大山之中的层峰驿馆，草草收敛，埋在驿路旁的山下,押解韩愈的小队行至蓝关时，他的侄孙韩湘(即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湘子)赶来为他送别。一时胸中块垒化作笔底波涛，韩愈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经过百余日的艰难跋涉，元和十四年四月下旬，韩愈终于到达传说中的潮州。

潮州不仅地处偏僻，文化落后，而且农耕方式原始，学校不兴，陈规陋习甚多。一般说来，被贬谪的官员如同罪人，不会积极参政。韩愈却不然，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刀阔斧连续为百姓做了四件好事。

一是驱除鳄鱼。潮州有一条江名为鳄溪，因为江里有很多鳄鱼，经常吃过江百姓，人们也称之“恶溪”鳄鱼，潮州自古就有，但是在韩愈之前很多官员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治理此事。韩愈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着手办理此事。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便决心驱赶鳄鱼。韩愈考虑到百姓迷信鬼神，虽害怕却不敢伤害鳄鱼的心理，就制定了先祭后驱的除鳄方案。

他带领潮州百姓在城北江边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设坛祭鳄活动。他对着大江宣读自己撰写的《祭鳄鱼文》:“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定会严加惩处!”有学者考证，当年韩愈在向恶溪中投入的祭品是被毒药浸泡过的猪肉、牛肉等，鳄鱼全部毒死，又被江水冲进了大海。也有学者认为是韩愈命人在向江中投放祭品时，同时投入了大量的石灰和硫磺，难闻的气味使鳄鱼全部逃离了此地。总之，当地并没有人看到鳄鱼迁徙的过程，但是，自此之后鳄溪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鳄鱼，韩愈以其智慧的方式和手段消除了数百年来鳄鱼给潮州人民带来的伤害。

二是兴修水利。韩愈祭鳄后，带领当地百姓在沿江修建了一条拦水大堤，一可防海水倒灌，二可蓄水，改沼泽为稻田，三可防止鳄害再生。同时，韩愈还在潮州大力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发展了当地农业生产，深得民心。

三是赎放奴婢。下令不许逼百姓为奴，凡是因逼迫为奴的，一律放归父母，也可用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今后凡有逼民为奴者，一律严惩不贷。

四是兴办教育。韩愈深知教育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性，他重视利用当地的人才,请先生,出俸银,建学校,兴儒学。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3名，韩愈之后，岭南大兴儒学之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172名，这当属韩愈大兴教育功德之延续。

韩愈到潮州后，上《潮州刺史谢上表》，为自己言语失当向皇帝谢罪，当然，贬官上谢罪表，也是一种惯例。宪宗李纯接到韩愈的《潮州刺史谢上表》后,就对各位宰臣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已有重新起用韩愈之意,所以先提及此事，为的是听听宰臣们的意见。宰相皇甫镈素恶韩愈狷直,怕起用韩愈,更怕他回京任朝官。于是,就率先上言宪宗，说:“韩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就这样,韩愈改授袁州刺史。

约八个月，不足240天，对任何一名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都太短了，可就是这仅仅八个月的潮州执政时间，韩愈确确实实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潮州百姓的爱戴。潮州百姓把韩愈奉若神灵，祭鳄之地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鳄溪改为“韩江”，韩江对面的山称为“韩山”。八个月的潮州刺史，韩愈便使潮地的山山水水皆姓了韩，而且人多以韩为姓，街道、店铺、学校、树木也多以韩为名。潮州人赵德还把韩愈的七十五篇诗文编为《昌黎文录》，作为乡学教材，让学生诵读，这本《昌黎文录》也成为韩愈的第一套文集。宋代，潮州人还专门为韩愈修建了一座祠堂，香火延续至今，千年未断。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

赶出京城，至死自己都没能与小女见上一面,如果自己不获罪，小女又怎么会这么惨死呢?内心的愧疚，何以言表。长庆三年(823年)，已五十六岁的韩愈让家人把小女的灵柩迁葬回河阳祖茔，还为此写下了两篇让天下所有父母不忍卒读的祭文《女挈圹铭》和《祭军女文》，以寄其悲痛愧疚之情。

第二年，韩愈就病逝在长安家中。

镇州宣抚

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到京，就任国子监祭酒。

这也是韩愈第四次到国子监任职，这一次他将更有权力在国子监内推广自己的儒家教育和文学思想。他要培养一批为国为民、德才兼备的人才。

首先，韩愈举荐了一批儒学名家担任国子博士，如张籍、李观等。其次，韩愈带领学生为穆宗皇帝上尊号，提高国子监诸学的声望,引起当政对教育的重视。第三，韩愈在国子监中大力推行教学相长的学风，改善了师生的学习氛围。

韩愈到国子监主持工作后,不仅活跃了国子诸学的气氛,提高了教育质量,也提高了国子学宫的地位。国子监的师生都高兴地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了。”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再次升迁，由国子祭酒升为兵部侍郎，成为一名真正有实权的高官。然而就在此时，各地藩镇再次大规模叛乱，势力最大、最凶残的是镇州的王廷凑。

王廷凑在镇州发动叛乱，残杀了节度使田弘正及全家三百余人和反对他叛乱的大将王位等以下二千多人，自为留后。并派兵占领了冀州，打败并围困了前来招讨的牛元翼大军于深州，朝廷不得已,只好于长庆二年(822年)二月下诏,授予王廷凑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使。

诏书下达了,谁去宣谕并说服王廷凑解除对深州的包围,放出牛元翼,却成了摆在众朝臣面前的难题。因为王廷凑忌恨朝廷,正以气急败坏的心态加强对官军的攻势，谁去宣谕都会有杀头的危险。

这个危险的任务落在了兵部侍郎韩愈的头上。韩愈带领宣谕使团从长安出发，径直奔赴镇州。宰相元稹默默地对穆宗说了句:“韩愈可惜!”因为他想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颜真卿。

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攻陷汝州，朝廷多次剿灭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李希烈的节度使要求，派颜真卿去汝州宣抚，其结果是李希烈残忍地缢杀了颜真卿。

穆宗也有点后悔派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身陷险地，就派人快马加鞭追上韩愈一行，告诉他皇帝有旨意，他可便宜行事，不必亲人镇州。韩愈听后却说:“止，

君之仁，死，臣之又。 "是，束马急驱，

也没带，单枪匹马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刀光剑影的王廷凑叛军大营一镇州城。

到镇州后,王廷凑对韩愈刀兵相迎，甲士围困,如入虎穴龙潭。李翱《韩公行状》有着精彩而生动的描写。韩愈毅然辞别前来规劝他的信使后，向着镇州疾驰而去。他在日夜兼程中，并赋诗两首酬答旧日上司裴度，其中一首为:“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由此可见韩愈不辱使命的赤胆忠心。

在镇州，王庭凑已经严阵以待了，他带领全副武装的甲兵，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杀气腾腾，“夹道欢迎”韩愈这位钦差大臣。进了镇州馆驿，韩愈与王庭凑落坐堂上，甲兵遍布庭下。面对乱兵，韩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而毫无惧色。这反倒使做贼心虚的王庭凑胆怯了。

王庭凑先是推卸责任，以试探口风。他说:“局面的纷扰，都是不听话的士兵造成的。”同时，庭下的甲兵按照事先的布置，一起拥上堂来，气势汹汹，上前围住了韩愈。

韩愈镇定自若，义正词严地对甲兵说:“儿郎们，且莫乱闹,听我说说忠顺与叛逆的利害关系吧。远的不说，只看本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的下场就知道了。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在朝当官的吗?”甲兵齐声回答:“没有了!”韩愈接着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官，其荣其宠，何其光耀。”甲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韩愈说:“你们都把他杀掉了，还闹什么呢?”甲兵们只得低声道:“侍郎说得是。”

王庭凑一看苗头不对，有军心动摇的迹象，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并对韩愈说道:“侍郎此次来镇州，对庭凑有何指教?”韩愈回答:“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少，朝廷不是特别爱惜他，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不能随便抛弃他，你又何必死死盯住他不放呢?”王庭凑马上见风使舵，说:“放!放!我马上放他走。”韩愈说:“果真如此，那便是好!”

于是，王庭凑摆好酒宴，款待韩愈，并答应解除深州之围。与此同时，牛元翼突围出来，王庭凑听从了韩愈的劝告，并没派兵追击。由是，一场叛乱的干戈，暂时化为了停战的玉帛。

韩愈回到长安向皇帝汇报了镇州宣旨的情况，穆宗大悦，对韩愈说:“卿直向伊如此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应该跟他这么说,这完全是我的意思。

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也记录此事:“穆宗大喜，且欲相之。"

镇州宣慰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杀气腾腾的刀枪环绕之中，镇定自若，不畏生死，机智应对，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场叛乱，不仅是为皇帝挽回了一点颜面，更重要的是暂时稳定了河北局面，避免了生灵涂炭。韩愈这种临危不惧的勇气、据理舌辩的卓异才华,爱将恤民的真实情感,磊落坦诚的无私胸怀,心系天下安危的精神，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

历代史书中对镇州宣抚叙述和评论太多，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那句:“勇夺三军之帅”

魂归故里

韩愈出使镇州说服了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将,赤手空拳不费一兵一卒，化解了一场叛乱。穆宗大为高兴，长庆二年(822年)九月三日，升任韩愈为正四品的吏部侍郎。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官吏的任免,铨叙,考绩,升降等。

韩愈任吏部侍郎的第一件事是反对户部提出的全国盐业国家专卖，并上了《论变盐法事宜状》，认为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让广大乡村无现钱的农民购买食盐，其果只能是百姓无盐吃，官府无赋税收缴，百姓被盘剥，官吏更腐化，百害无一利。韩愈虽论证的有理有据，但此法案并未通过，未能在全国实行。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调任京兆尹,也就是京城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兼御史大夫，正三品，朝中号称副相。

其实，这本身是由宰相李吉甫导演的一系列政治阴谋。首先，李吉甫设计把裴度和元稹赶出京城长安;用反间，离间了牛僧儒和李德裕，形成了牛李之党争;最后轮到韩愈和李绅师生二人。因为这六个人都威胁到了李吉甫宰相的地位。

在李吉甫的一系列操作下，韩愈的学生李绅，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台副职，为京官。韩愈任京兆尹，正三品,是地方官,但却被皇帝破例准许免去“台参”之礼。按唐制，京兆尹为地方，本应台参，即参拜御史台长官。既然皇帝有文敕准韩愈免于台参，且韩愈兼任御史大夫又为御史台的正职，再加上李绅本就是韩愈的学生，所以韩愈在正式场合就没有参让李绅，李绅因韩愈不台参，就和韩愈讧上了。为了“台参”一事，性格峭直的韩愈与李绅矛盾逐步升级，最后李吉甫以台府不和的罪名，罢免了李绅的御史中丞，改任江西观察使，罢免了韩愈的京兆尹，复任兵部侍郎，其实是双方都降了职。虽然穆宗后来派人调查清楚了此事，改李绅改任为户部侍郎，韩愈复任吏部侍郎，但李吉甫的目的达到了。

韩愈在京兆尹任上,时间虽不长,仅五个月，但他却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勇于敢为,政绩突出。当时京兆之地虽在天子脚下,禁军、中人横行霸道,豪门子弟无法无天,闹得京城官民不得安宁。原来的京兆尹软弱难以治理，穆宗才同意让韩愈这位德高望重,智勇双全,有胆识,有魄力,敢动真格的的重臣去担任。韩愈雷厉风行,很快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得以治理,震慑了那些不法之徒。京城中六军将士都知道韩愈的厉害,谁都不敢违犯法纪。背后互相告诫说:“那个要烧佛骨的人来了,可不能得罪他啊!”盗贼也不敢出动,遇天早,米价也不敢上涨。长安着实安定多了。

长庆四年(824年)二月，穆宗误服丹药卒，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四月，与韩愈志异道殊的李逢吉拜相。韩愈长期殚精竭虑，为国为民，积劳成疾，五十七岁的韩愈还是病倒了，惟让韩愈高兴的一件事是二十五岁的儿子韩昶这一年进士及第。

五月，韩愈因病告假住长安城南庄别墅养病，至八月病重离开，回到城中的家里。

韩愈住城南庄时，张籍也在休假，多数时间都陪在韩愈身边，此时在长安的贾岛也常来同游。在韩愈人生的最后的六个月中，张籍是陪伴在韩愈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位挚友了。张籍的《祭退之》诗长达166句，83韵，字字血，声声泪，详细叙述了二人之间长达30年的交往，表达了他们之间无与伦比的师徒之义，友人之情。让人读之，无不动容，泪流满面。虽然《祭退之》一诗有作者在文学方面的一些加工，但他记载的韩愈从患病、在家修养、病情加重和病危遗言等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和教育史具有深远影响的韩愈病逝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噩耗传来,敬宗李谌十分沉痛,谥曰“文”,赠礼部尚书,后世称韩文公、韩吏部。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三月，韩愈的灵柩在家人、好友和学生们的护送下，葬在河南河阳(河南孟州)老家金山之阳,黄河之北。其墓地就位于河南省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北紫金山半腰之上，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归去来兮!!!

韩愈反佛抑道,继承旧传统,建立新儒学,捍卫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传统,功比孟轲,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文学思想散文成就及发动和领导的“古文运动”,诗论与创作及开辟的方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故被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家、语言大师、世界文化名人;继承民族的师道传统,以正确的师道观破除旧的师道尊严,为建立优秀的师道传统作出不朽贡献,成为孔子之后的教育家。为振兴中唐,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突出建树。像韩愈这样对中国文化有多方面贡献的人,实属罕见,故为后世推崇敬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天下文宗”“百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