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仝诗与道教文化

唐贞元十六年(800年)，一个风雪凄迷的冬日，卢全在洛阳与韩愈见面，当时韩愈32岁，卢全约30岁。在此之前，卢仝先后隐居嵩山、王屋山达十年之久，已有《将归山招冰僧》《直钩吟》《山中》、《掩关铭》等诗问世。在韩愈推荐关心和提携之下，卢仝成了“韩孟诗派”的“中军”人物。

卢仝、生年不详，据有关资料推断大约在公元770年左右。祖籍范阳，生于济源，“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嫡孙，幼年就读于王屋山下石榴寺，以济源别名“玉川”为字，号玉川子。其家境贫寒，刻苦读书，学有所成，曾“征谏议不起”。卢仝的诗富于开拓精神，敢于大胆表现。由于诗风怪异，被人称为中唐诗坛“一奇松怪柏”

一、卢仝生活的时代

卢仝生活的时代是道教盛行的唐代王朝。他幼年就读生活的王屋山一带，是修道者的洞天福地，道家文化对这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分析研究一个诗人的主要创作趋向，必须将其放在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上，才能对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不仅给中原广大地区带来深重灾难，而且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也由此一蹶不振。当时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等关内几个素称农桑富庶的地区，由于久罹兵祸，变得满目疮痍。唐朝平叛名将郭子仪在上书的奏章中写道: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可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历史上对安史之乱后的一段时期，曾有“中兴”的美誉，其实只不过是民不聊生战乱之后，得以暂时苟安的一种满足感罢了。代宗、德宗、顺宗等即位之初，也有过中兴王室的抱负和一些重振朝纲的措施，如削藩、平边、抑制宦官等;一些进步的改革家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拯民于水火。但这一切很快就随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而偃旗息鼓了。而朋党林立，党争不断，是中唐社会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人际关系如何，颇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心理，在盛唐，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比较宽松和谐的。人们萍水相逢，亦可携手同游，饮酒赋诗，情同手足。贺知章“金龟换酒”的那片厚意，汪伦对待朋友的那份深情，李白、杜甫、高适等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月行”的那种惬意，处处使人感到温馨和谐;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心胸何等开阔!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又是何等乐观豪爽;而杜甫《忆昔》诗中“天下朋友皆胶漆”正是对盛唐时代人际关系的总体感言，

然而到了中唐社会，由于社会风气的“淡薄”“谬戾”，使得世道险恶，人情淡薄，人际关系显得紧张，且虚伪诈。正如孟郊在《伤时》诗中写的“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传统的美德已不复存在。也正如卢仝的《感古四首》中写的:“万世金石交，一饷如浮云。骨肉且不顾，何况长羁贫。"至于他与马异那种怪诞式的结交，则正是一种扭曲、变态的心理表现。

确实，中唐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社会的险恶，世风的谬戾和人情的淡薄，形成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很多人不仅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对前途、理想也丧失了信心。在这种现实环境与心理状态下、许多人就不得不在另一个天地里寻求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寄托了

再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盛唐诗坛在文学史上简直是一个奇迹，短短五十年间，名家辈出，各展风采，杰作如林，光华闪烁，可以说已经达到诗国辉煌的巅峰。然而，这毕竟是盛唐人的骄傲，这对于踵续其后的诗人们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极盛难继”的局面使中唐诗人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他们不得不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寻找一条适于自己时代的诗歌发展的新途径。叶《原诗·内篇》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加之孟郊、贾岛、卢仝等，摇旗呐喊，呼风唤雨，光大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的理论与创作，自觉走上创新求变的诗歌创作道路。如卢仝《寄赠含曦上人》诗:“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假如裹头，但勤读书史。切磋并工夫，休远不可比。”正反映出韩孟诗派在主观上对诗歌创新的追求正是这些诗人面对困境的巨大努力，在盛唐诗歌之后开辟出新的途径，创造出新的美学风貌，呈现出“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

二、宗教文化对卢仝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

从汉代开始，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许多域外宗教纷纷传人中国。至唐代，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二者虽源流不同，但思想内核却有相通之处，如在修身养性以求解脱方面的学说思想，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中唐诗人接触宗教的机会多，宗教思想、宗教文化带着新的时代特征，不仅直接影响着诗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且给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下面让我们就老庄学说对卢仝及他周围的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略作分析。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六章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元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这里所说的处世哲学就是要闭门独处，远离尘世，无亲疏之嫌、利害之虞、贵贱之忧。而卢仝的重要诗作之-《将归山招冰僧》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诗曰:

买得一片田，济源花洞前

千里石壁坼，一条流泌泉。

青松盘樱枝，森森上插青冥天。

枝上有哀猿，宿处近鹤巢，清唳孤吟声相交

月轮下射空洞响，丝篁成韵风萧萧。

我心尘外心，爱此尘外物。

欲结尘外交，苦无尘外骨

泌泉有冰公，心静见真佛。

可结尘外交，占此松与月

(《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九)

这一与猿鹤同处，与松月共眠的尘外之追求，又与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旨在泯灭物我的差别何其极似乃尔!《庄子·山木》:“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就本质而言，卢仝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与老、庄思想内容并无二致。都是远离俗尘，不为物累，凝然守心，逍遥自在。这种意识的出发点在中唐时代十分具有代表性。这正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对现实失去信心，对理想感到幻灭，也只能在宗教世界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解脱。

卢仝还有一组构思十分奇特的诗，即《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据诗前小序得知，卢仝做客扬州，寄居在萧庆中之宅，萧有事于歙州，卢仝也要回洛阳，要与院子里的竹、石等告别。作者与这些竹、石等依依难舍，用拟人化手法，以“客”与竹、石等的问答组成诗文，每一首都是一问或一答。《客赠石》:“竹下青莎中，细长三四片主人虽不归，长见主人面。”是说主人(指萧)虽然不在，我这个客人见了你这石头就好像见了主人。《石让竹》:“自顾拨不转，何敢当主人。竹弟有清风，可以娱嘉宾。”是说我这个石头太沉重了，你(指客人卢仝)还是把竹子老弟带回洛阳吧。下面一连串《竹答客》石请客》《客答石》《石答竹》《竹请客》《客谢竹》客谢石》…最后，井也想走，马兰、蛱蝶、虾蟆也都想跟着走，写得妙趣横生。这里需要指出，不少试图贬低卢仝诗歌成就的人，曾把这首组诗说成滑稽调笑、插科打诨的市井通俗文学。实际上，这首诗正是卢仝受老庄“万物与我为一”“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影响，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思想中的具体显现。同时又与佛学中的“一切草木，并是佛性也”、“青青翠竹，后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等思想相吻合。因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雪浪斋日记》:“《萧才子宅问答诗》如《庄子》寓言，高僧对禅机。”说得对极了。另外，卢仝这组诗在诗歌表现形式上以及语言运用上，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此之前的诗歌创作中，是很少有人企及的领域。

传统的儒学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要求人们克制欲念，服从道德规范，实际上取消了人的个性与自由，贬抑了人的自然性;外来的佛教则过分地否定了人的享受观念，视人生为痛苦，而把希望寄托在天国来世，这固然迎合了现世中痛苦不堪的人的心理，却很难吻合那些在现世中还想寻找生活乐趣的人的念头。然而土生士长的道教，却具有符合特定时代人们的共同心理要求:既要长生又不禁欲:既能超尘脱俗，又不废人间欢乐，因而在这一时期道教就十分受到人们的青睐。包括卢仝在内的中唐诗人们，都在道教中看到一种与自己很合适的生活方式:远离尘世喧器，追求一种恬静淡泊的，又舒适高雅，且自由逍遥的生活，同时还看到了一种向往已久的生存希望:“羽化升仙，长生不老”

总之，卢仝由于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认识论、方法论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他以及其它中唐诗人的诗歌创新带来了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力。

三、道家文化对卢仝诗歌创作的影响

老庄哲学的核心，是在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中探寻一种“无状”“无象”的“道”。为了寻求这种带有本体意义的“道”，必须靠内心体验得来，而外在的声色、形迹都会破坏这种内在体验，即老子所谓:“五色令人日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王弼注曰:“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爽、狂也。”破坏了人性自然，也就失去了永恒的“道”，因此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在保持自然的状态下“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以上引文均自《道德经》)。“天道”的得来，乃是“致虚”“守静”的结果，庄子也十分强调“虚明应物”，通过“虚静”的“心斋”，得万物之本。《庄子天道》篇:“夫虚静怡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圣……万物之本也……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抱素守贞，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保持“婴孩”的状态，“致虚”“守静”进行纯直觉的内心体验，才能领悟无形之“大象”

老庄哲学中的“致虚”“守静”“内视反听”是一种纯直觉的内心体验，它所得到的是人与宇宙和谐合一的心理感受;它对人的要求是，必须保持自然、恬淡、无为、摒弃外来干扰，以求内心虚静“虚而能物”，“得万物之本”，才能领悟到“天籁”“大象”即“道”的意义。在诗歌艺术中，老、庄哲学中的“虚静”和佛教的“心性”说如出一辙，为中唐诗人诗歌艺术创新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

卢仝的著名《月蚀诗》是这种创新的标本之一。从内容上讲，这首近一千七百字的长诗，不过是借月蚀影射政治，并由此曲折地提出政治见解，其主旨即是诗末所谓“愿天完两目，照下万方土”。但诗人笔下的月蚀奇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怪诞离奇的事件却是大自然不曾有也永远不会有的。且看其中两段描写:

此时怪事发，有物吞食来。轮如壮士斧斫坏，桂似雪山风拉摧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火龙珠，飞出脑，却入蚌蛤胎。摧环破壁眼看尽，当天一搭如煤炱。磨踪灭迹须臾间，便似万古不可开。……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祷再拜额榻砂土中，地上虮虱臣仝告想帝天皇。臣心有铁一寸，可刳妖蟆痴肠。上天不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无由飞上天，扬天光。封词付与小心风，感排阖入紫宫。密迩玉几前擘坼，奏上臣全顽愚胸。敢死横干天，代天谋其长。东方苍龙角，插戟尾捭风。当心开明堂。统领三百六十鳞虫，坐理东方宫。月蚀不救援，安用东方龙。南方火鸟赤泼血，项长尾短飞跋刺，头戴井冠高逵桥。月蚀鸟宫十三度，鸟为居停主人不觉察，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虫头上吃却月，不啄杀。虚眨鬼眼明，鸟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跨琦，斧为牙，凿为齿。偷牺牲，食封豕。大蟆一脔，固当软美。见似不见，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北方寒龟被蛇缚，藏头入壳如入狱。蛇筋束紧束破壳，寒龟夏鳖一种味。且当以其肉充雁，死壳没信处，唯堪支床脚，不堪钻灼与天卜。岁星

主福德，官爵奉董泰……(《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七)从东方苍龙、南方火鸟、西方攫虎，直到环天二十八宿，真是想入非非，漫无涯，完全是在自由的心灵意识中，在无垠的思维空间中，以离奇的幻想，无拘无束地奔驰、跃动、创造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全诗被涂上极为斑驳离奇的色彩，仿佛是一场乱七八糟的幽幻怪诞的梦，其变换速度之快，跳跃幅度之大，构拟物象之奇，非惟前无古人，造化亦恐不及。

在《与马异结交诗》中，卢仝自言个性孤峭，乃“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而后突发奇想，引出一段怪诞离奇的文字:

神农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天公发怒化龙蛇。此龙此蛇得死病，神农合药救死命。天怪神农党龙蛇，罚神农为牛头，令载元气车。不知药中有毒药，药杀元气天不觉。尔来天地不神圣，日月之光无正定。不知元气元不死，忽闻空中唤马异……

(《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

可谓怪诞迭出，匪夷所思。此外卢仝的《哭玉碑子》《观放鱼歌》、《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等等，都集中表现出其大胆恣纵难以追踪的幻想世界。难怪韩愈说:“先生固是我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渎。”稍后的孙樵也极赞卢仝的《月蚀诗》“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谈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其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以极西郭耶?”

(见《全唐文》卷794)

在老庄“虚静”学说以及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下，卢仝等中唐诗人尤重主观意念的抒发，他们通过“虚静”，充分发挥艺术想像与艺术构思的功能，用诗笔在自我的心灵意识空间中捕捉、构拟空灵瑰伟的艺术形象，并以此超乎象外的、新奇瑰异的艺术境界，来弥补造化之不足。但韩愈、孟郊、卢仝、贾岛、李贺等人，都由于过分强调“心性”的作用，使他们的诗往往超过客观物象，凭主观意念以想像出恢奇，助长了险怪之风。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道教的思想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新的元素。诗人在诗歌艺术创意的过程中，借鉴吸收道教思想和道教艺术的成分，使他在艺术想像、艺术构思、意境构成及艺术形象创造上，具有新颖奇特的特征，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同于盛唐之诗的美学风貌。

唐元和八年(813年)以后，卢仝的事迹既不见于典籍，也不见于同时代人的诗文。据有关资料推算，时年卢仝约43岁。关于他的死，一说由于“甘露之变”，但学术界有争论。笔者疑此后不久病殁于洛阳，归葬于早年读书隐居之地王屋山中。身后有《玉川子诗集》三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