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仝烹茶图》的时代演进与图式变迁
朱万章
原创 朱万章 美术学报 2023年04月25日 16:55 广东
图1 《卢玉川像》（选自王念典编《名贤画像传》）
《卢仝烹茶图》又称《卢仝煮茶图》《卢仝煎茶图》，是传统故实画中常见的绘画母题。卢仝是唐代中期诗人，河南济源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孙子。因其号“玉川子”，故《卢仝烹茶图》又称为《玉川煮茶图》或《玉川子煮茶图》。卢仝在历史上以诗歌知名，但在绘画中却是以饮茶为人熟知。他曾著有《茶谱》，与陆羽的《茶经》先后呼应，被尊为“茶仙”，其《七碗茶诗》脍炙人口，为人所传诵：“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1]该诗原题为《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为《玉川子茶歌》《茶歌》或《七碗茶歌》。仅此一诗，即奠定了卢仝在茶文化中的开拓地位。在此诗之外，其友人韩愈（768-824）在《寄卢仝》诗中谈及其烹茶及贫寒的生活：“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岀动一纪。至令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俸钱供给公私余，时致薄少助祭祀
。”[2]诗中谈到卢仝住在洛城的破屋中，陪伴左右的有一个长须的男仆及一个赤脚而无齿的婢女。正是这一描述，构成了历来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故实画的重要素材，在“卢仝烹茶图”中，往往便出现烹茶的老妪与汲水的长须男仆。自宋代以降，“卢仝烹茶图”一直受到恒久追捧，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间，在图式、形制及主旨的嬗变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图1）。
一、宋代的《卢仝烹茶图》
图2 宋人《卢仝烹茶图》 绢本设色
24.1×44.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相关文献和传世作品表明，《卢仝煎茶图》最早出现是在宋朝。现存宋人《卢仝煎茶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旧题为刘松年作，现被定为宋人所作[3]。此画并无作者款识、印鉴，拖尾处元人李复的题跋将其定为“刘松年名笔”，明代书画鉴藏家都穆（1458-1525）沿袭了这一论点。他在《刘松年卢仝烹茶图跋》中这样描述此画：“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松年图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垆之汤未熟，而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俟七椀之入口，可谓善于画者矣。夫茶未易烹也。余尝览《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隐人，始知人之烹茶率漫浪，而真知其味者鲜也。鸣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4]厉鹗（1692-1752）的《南宋院画录》著录了该件作品，也认同李复和都穆的结论，定其为刘松年之作，并著录了画卷后的题跋。耐人寻味的是，现存画卷的题跋仅有元人李复和乌斯道两家，而在《南宋院画录》的著录中，在李复之后、乌斯道之前尚有淛河杨彝、临川赵杲和会稽胡维仁三家题跋。在现存作品中，清晰可见李复和乌斯道题跋之间为两张纸拼接，且乌斯道题跋的引首有半方骑缝章，故在流传中，另外三家题跋应是被割裂遗失了。在原画中，尚有唐寅（1470-1524）题跋曰：“右《玉川子烹茶图》，乃宋刘松年作。玉川子豪宕放逸，傲睨一世，甘心数间之破屋，而独变怪鬼神于诗。观其《茶歌》一章，其平生宿抱忧世超物之志，洞然于几语之间，读之者可想见其人矣。松年复绘为图，其亦景行高风，而将以自企也。夫玉川子之向洛阳，人不知也，独昌黎知之。去昌黎数百年，知之者复寒矣，而松年温之，亦不可不为之遭也。予观是图于石湖卢臬副第，喜其败炉故鼎、添火候鸣之状，宛然在目，非松年其能握笔乎？书此以俟具法眼者。唐寅。”[5]但在此画中，亦未见此跋，故应该也是被割裂遗失了（图2）。
此画中，在梧荫松石之间，有一座破旧的木屋。卢仝端坐于木屋前侧，其后为书册，右侧为茶几。他向右侧身望着后方。在画面左侧，一男仆肩扛硕大葫芦，拟往山溪处汲水。在木屋后侧之房檐下，悬着一只双耳茶釜。在其下侧，当为一老妪，因画面年久漫漶不清，人物形象已经完全不可辨别了，但还能依稀看到手持葵扇的部分画面，这也正应了都穆所言“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的情景。故在整幅画中，应为三人，一为主角卢仝，另两人分别为一仆和一婢。乌斯道在题诗中有“婢仆烹茶识茶性，火斥老火溪泉新”[6]句，亦可知画面中有婢、仆两人。就都穆的描述可知，男仆应为长须，而女婢为老者，且赤脚，赵杲在题诗中有“烹茶老婢脚不韈，致鲤苍头须满头”[7]句，亦印证了都穆的描述。为了论述之便，且茅屋在画中占据主要衬景位置，我们不妨将此画图式命名为“茅屋式《卢仝烹茶图》”。
乾隆在题诗或题跋中多次提及此传为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他在钱选（1235-1301）的《卢仝烹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画心上侧题诗曰：“纱帽笼头却白衣，绿天消夏汗无挥。刘（松年）图牟（益）仿事权置，孟（简）赠卢（仝）烹韵庶几。卷易帧斯奚不可，诗传画亦岂为非。隐而狂者应无祸，何宿王涯自惹讥。”在诗中尚有自注云：“《石渠》旧有牟益《茅舍闲吟图》卷，后复得刘松年《烹茶图》卷，取以比较，邱壑位置，与牟卷相同。盖刘先有此图，而牟仿为之。然两卷均未自标图名，刘卷则唐寅跋为《玉川子烹茶图》，得存其真。而牟卷则收藏家未考，率题为《茅舍闲吟图》，向各题诗识其原委，并同弆一箧，使彼此互相印证云。”“卢仝有《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又有《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愈贬国子博士》诗，而未著何名。按《唐书》：孟简，字几道，工诗，元和中官谏议大夫，出为常州刺史。以时代官爵考之，当是孟简也。”“刘松年、牟益两图俱横卷，而此钱选《卢仝烹茶图》乃作立帧，文人挥翰，纵横惟意，固无不可也。”[8]该题诗及诗注收入《乾隆御制诗》，诗题为《题钱选卢仝烹茶图》[9]。据诗注可知，宋代尚有画家牟益也画过《卢仝烹茶图》，是临仿刘松年之作，但可惜并未见其画流传。
在钱选的《卢仝烹茶图》之外，乾隆至少两次在题诗中提及牟益所画的《卢仝烹茶图》。一次是《题刘松年<烹茶图>，用题牟益<茅舍闲吟图>韵》：“昔咏牟家茅舍图，谓当构出已新殊。谁知全仿暗门子，证有曾收臬副卢（见卷后唐寅跋语）。自是一时无匹者，底须七椀始狂乎。已教两识玉川面，信矣语云德不孤。”在诗中，作者有自注云：“近得松年此卷，观其邱壑，仿彿曾见，因检取牟益《茅舍闲吟图》卷相较，则人物、屋宇、树石位置并同。考其时世，刘在前，而牟在后，自系牟益得松年稿本仿为之，然两卷画成时俱未自标图名，刘卷赖有唐寅跋为《玉川子烹茶图》，得存其真。牟益则收藏家未加考订，率题为《茅舍闲吟图》，题跋者亦遂相沿而误。余前此著句，只就原标之名，今始较得两卷同异原委，因各题一诗识之。且以两图同弆一箧，使彼此得相印证，为艺苑增此佳话。”[10]由此可知，牟益之画初被误定为《茅舍闲吟图》，这与前述钱选画中的题跋近乎一致。
在题刘松年画之外，乾隆意犹未尽，遂有了《再题牟益<茅舍闲吟图>，用旧作韵》：“复得烹茶刘氏（松年）图，重看此卷格非殊。闲吟乃识匪徒白（白居易诗：每逢月下一闲吟），豪酌方知特写卢（仝）。赤脚长须无闷矣，败垆破屋足娱乎。因思事属可传者，必有偶焉定不孤”。诗中，作者亦有自注云：“牟益此卷题已三年矣，近复得刘松年《烹茶图》。阅其邱壑位置，忆与此卷相似。因以两图比较，则画法正同。盖牟得刘稿本仿为之，而刘卷赖有唐寅跋语，目为《烹茶图》，证以昌黎、玉川子诗，悉相印合。而牟卷则由收藏家妄标以《茅舍闲吟》之名，遂致沿误。今既为辨订，因复题此什以识，并于刘卷题句，仍当合弆之，以记同异。”[11]该诗注大抵也重复了钱选画中的题跋。
综合乾隆的三首题诗及诗注，可知宋代牟益所绘《卢仝烹茶图》为手卷，且与传为刘松年的同名画作一样，为典型的“茅屋式”。
“茅屋式《卢仝烹茶图》”为手卷，但在记载中，尚有《卢仝烹茶图》立轴。在清人胡敬（1769-1845）的《西清札记》中著录一件《卢仝烹茶图》：“宋人《卢仝煮茶图》轴，绢本设色，翠竹红蕉，绿莎绮石，卢仝坐文簟，就石上煮茶，几设茶具，凡八。长须奴汲泉至，一婢赤脚捧盂而前。”[12]由此可知，该图描绘的是卢仝坐于文簟（有花纹的竹席）之上，长须奴取水而至，而女婢手捧盂向前，桌上有八种茶具。画中的衬景有芭蕉和翠竹。清人黄钺（1750-1841）亦有《宋人画<卢仝煮茶图>》诗曰：“五竿翠竹疏有风，闲厕三本芭蕉红。玉川攒眉手团扇，茶鼎卓立山玲珑。一奴撷衣提一器，一婢捧盎旁鞠躬。长须赤脚老无齿，一一貌取韩诗工。惜乎！不画李花一两树，照我明月茅屋东。意思惨淡神未克，得毋军校惊周公。石鼎乍沸蚓窍通，茶香诗兴交相攻。发为月蚀蟊贼讧，添丁之谶终何凶。可怜虮虱臣卢仝，黄金铸泪陈孤忠。少无往还歌异同，老而治经究始终。突如死如真㝱㝱，试吟楼上女儿曲，岂是煎茶秃鬓翁。”[13]从诗意可知，该诗提及的《卢仝煮茶图》与前述《卢仝烹茶图》立轴应为同一件，且将画中的人物和衬景更加细化了：男仆一手撷衣，一手提一容器，女婢手捧盎（盂）站立其旁。衬景为五竿翠竹和三株芭蕉。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一件被定为明佚名《煮茶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下简称“故宫明本”）的画中，所描绘的内容与胡敬、黄钺所述几乎一致。画中，有三株芭蕉、五竿竹，几案上有八个茶具，婢女、仆人及主人公的动作也是吻合的。卢仝坐于文簟上，向左侧身，右手握扇，对着左侧的茶炉扇火。
图3 [明]佚名 《煮茶图》 绢本设色
105×48.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唯一略异的是，胡敬所言婢女捧盂，黄钺所言婢女捧盎，而画中的婢女则是捧着茶笼。茶笼是唐宋时期常用的一种茶具，有竹制，也有银制，一般是用纸袋盛装烘焙过的茶放在其中，故或为胡敬与黄钺误记。在该画的诗堂有沈堪题跋：“宋人煮茶图真迹，内府内藏，若木宝之”[14]，且画上有“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和“嘉庆鉴赏”等乾嘉时期内府收藏印鉴，故胡敬所记《卢仝烹茶图》应就是现存所见被鉴定为明人所作的此画。因该画的主要衬景为芭蕉，我们不妨将此画图式命名为“芭蕉式”《卢仝烹茶图》（图3）。
图4 [宋]刘松年（传） 《卢仝煎茶图》
（选自《唐宋元名画大观（上）》）
图5 [宋]刘松年 《斗茶图》 绢本设色
57×60.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在日本举办展览并梓行图录的《唐宋元名画大观》中刊载有一件传为刘松年的《卢仝煎茶图》。画中所绘七人，分别为举扇向火者、舀茶者、提壶者、倒茶者、端茶者、饮茶者和接茶者。但就画中人物造型及空间布局看，此图与“卢仝烹茶”的主题并无关涉。画心左上侧有元人张雨题诗，末有“无怪卢仝七碗春”句，故误将其定为《卢仝煎茶图》[15]。此图的真正主旨疑为“斗茶”。在刘松年传世作品中，便有一件《斗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绘松树下，一人站立在茶炉边，另有三位腰佩雨伞的行人正举杯品茶。诗塘有明人范允临（1558-1641）书宋代诗人范仲淹（989-1052）的《斗茶歌》[16]。两图除了在人数上有别外，人物的形态与故实场景是大致相近的（图4、5）。
此外，宋代画家郑思肖（1239-1316）亦有题《卢仝煎茶图》诗云：“月团片片吐苍烟，破帽笼头手自煎。七椀不妨都吃了，恣开笑口骂群仙。”[17]郑思肖以擅画兰花著称，人物画未见传世，亦未见著录。此画从诗意虽然看不出明显的造型，但大抵可想见应为以人物为主题的画作，故此画或为郑思肖题他人之作。无论是何人所绘，但据此亦可看出在宋代，“卢仝烹茶”的主题绘画并不鲜见。
二、元代的《卢仝烹茶图》
元代绘画中，作有“卢仝烹茶”主题绘画者，有钱选。钱选的《卢仝烹茶图》在画心右下侧钤白文方印“舜举”。乾隆在画心上侧的题诗诗注中注明此画为钱选的《卢仝烹茶图》，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梓行的《故宫书画图录》中也将其归入钱选名下[18]。但在书画鉴定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书画鉴藏家王季迁（1906-2003）鉴定此画的总体意见为“很好。伪”，在1963年时提出“笔墨是像丁云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进一步指出：“这画像早年丁云鹏笔墨。”[19]傅申先生则直接指出此画应为丁云鹏（1547-1628年尚在）作品，是“丁氏的画被他人将画幅边缘原有的丁云鹏款印加以裁割，再添一钱选的‘舜举’伪印，所以这属于‘改款’的一类：也是将小名家改为大名家，又是将明末改为宋末元初，而将此幅画的年代向前提早了大约三百年”[20]。两人所言不无道理，确实无论从笔墨风格、赋色、构图还是绘画题材等方面，都和丁云鹏相近。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将此画的作者指向丁云鹏。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断。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钱选本身也有这种风格，而比之晚三百年的丁云鹏相同题材的画风直接受到钱选影响呢？其实，就艺术史发展规律而言，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此，在无铁证证实是丁云鹏之作的前提下，我们不妨仍沿袭乾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的结论将其归入钱选名下。
图6 [元]钱选 《卢仝烹茶图》 纸本设色
128.7×37.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钱选的《卢仝烹茶图》描绘的是卢仝坐于山坡边之文簟上，前侧一老年婢女半蹲于地，持扇向火，正在煮茶，一长须男仆站立在其前侧。衬景为三株芭蕉和太湖石，并无翠竹。此图集合了“茅屋式”中的婢女“举扇向火”和“芭蕉式”中的卢仝坐文簟和芭蕉衬景，但无男仆汲泉的造型。可见此图并非忠实于宋人蓝本，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融合与阐发。为了便于和前述两种图式区分，我们不妨将此图式命名为“钱选式”《卢仝烹茶图》（图6）。
三、明代的《卢仝烹茶图》
从传世作品数量而论，明代的《卢仝烹茶图》超越任何一个时代。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画画者，前有仇英（1498-1552），后有丁云鹏、陈洪绶（1599-1652），且还有一些佚名画家，也参与了这一主题的创作。
图7 [明]仇英 《卢仝烹茶图》 绢本设色
41.1×3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仇英的《卢仝烹茶图》为《人物故事图》册（十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之一，与《捉柳花图》《贵妃晓妆图》《吹箫引凤图》《竹院品古图》《松林六逸图》《子路问津图》《南华秋水图》《浔阳琵琶图》和《明妃出塞图》等合为一册。该画因裱边右上侧有“高山流水”四字题跋，一度被误定为《高山流水图》[21]，现依据画意将其改定为今名[22]。该图为典型的“茅屋式”《卢仝烹茶图》，但人物布局与宋本略异。画中，卢仝端坐于茅屋中的文簟，其左侧为书册，右侧为展开之书卷及一茶几，几上放置茶具，其后为深褐色古琴。卢仝右侧靠窗处，一白发婢女正对着茶炉，全神贯注烹茶，房檐下悬着一只茶壶。在卢仝前侧，一长须男仆肩扛葫芦，风尘仆仆往茅屋而来。画中三人的形态，与前述宋人“茅屋式”《卢仝烹茶图》相近，只是空间位置不同，男仆在画面右侧，且已汲水而至（前者为外出汲水）。图中的衬景为葱郁繁盛之古松，远处为层峦叠嶂，飞瀑流泉。画风乃仇英一以贯之的青绿山水模式，用笔工整，人物刻画细腻，赋色厚重而雅妍（图7）。
丁云鹏至少有三件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画作传世，分别为《玉川煮茶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下简称“故宫丁本”）、《煮茶图》轴（无锡博物院藏，以下简称“无锡本”）和《卢仝煮茶图》（曾经清宫收藏，上有乾隆题跋，以下简称“乾隆本”）。三图均是对“芭蕉式”《卢仝烹茶图》的传移模写。
图8 [明]丁云鹏 《玉川煮茶图》 纸本纸色
138×6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丁本”《玉川煮茶图》轴作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有学者考订，此画的上款人“逊之”为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时敏（1592-1680）[23]。此图为典型的“芭蕉式”《卢仝烹茶图》，也为五竿竹和三株芭蕉作衬景，人物的形态也与前述佚名《煮茶图》基本一致，但空间构成有所不同。画中，婢女和男仆的位置与原画对调，卢仝向右侧身，左手持扇，茶炉在其右侧，但并无扇火的动作。几案上仅放置五个茶具，在芭蕉和翠竹之间有一尊硕大的太湖石，而“故宫明本”则无（图8）。
图9 [ 明]丁云鹏 《煮茶图》 纸本设色
140.5×57.5cm 无锡博物院藏
“无锡本”《煮茶图》轴基本沿袭了“芭蕉式”《卢仝烹茶图》，但衬景及人物造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衬景方面，画中无芭蕉和翠竹，但却多了一株玉兰树。在玉兰树一侧，有一尊硕大的太湖石。卢仝后侧的茶几移到了前侧，几上有八个茶具，一个珊瑚石盆景。其次，卢仝非坐于文簟上，而是坐于罗汉床上，且手上无羽扇。在其右前侧，竹架上放置一个茶炉，婢女手捧茶笼侍立在旁。再次，男仆非站立提水，而是蹲下身子，手提双耳水盆。在“故宫明本”及“故宫丁本”中的画幅前侧，均有凸起的小丘及杂卉，而此画则无（图9）。
图10 [明]丁云鹏 《卢仝煮茶图》 纸本设色
124.5×53cm “乾隆本”
很显然，“故宫丁本”和“无锡本”均源自“故宫明本”或与此相近的母本。相比较“故宫丁本”和“无锡本”而言，“乾隆本”与“故宫明本”的相似度最高。人物的造型，空间布局，五竿竹和三株芭蕉，甚至尺幅，均与原画相近。故此画应该是对前述“芭蕉式”《卢仝烹茶图》的直接摹写。在画心左上侧有乾隆题诗曰：“绿蕉翠竹布清阴，火候武文自酌斟。高致雅宜入图画，不须重读彼狂吟。”该诗收入《御制诗五集》，诗题为《丁云鹏卢仝煮茶图》[24]（图10）。
清代诗人曹寅（1658-1712）有《题丁云鹏玉川煎茶图》诗云：“风流玉川子，磊落月蚀诗。想见煮茶处，颀然麾扇时。风泉逐俯仰，蕉竹映参差。兴致黄农上，僮奴若个知。”[25]现在所见丁云鹏的《卢仝烹茶图》至少有三件，那曹寅究竟题的是哪件呢？首先，诗中有“蕉竹映参差”句，“无锡本”中无芭蕉和翠竹，而“故宫丁本”和“乾隆本”均有，故可先排除“无锡本”。其次，“故宫丁本”和“乾隆本”中，前者是丁云鹏为王时敏所绘，王时敏比曹寅年长六十六岁，王时敏去世时曹寅二十三岁。两人虽然年龄悬殊较大，但都共同在康熙朝活动过且可能有过交集，曹寅为其所藏的丁云鹏作品题诗是有可能的，故有学者在未发现“乾隆本”的前提下推测曹寅应题“故宫丁本”是有道理的[26]。“乾隆本”有清宫鉴藏印鉴和乾隆题诗，现在未知此画是否在康熙朝已入宫。若在康熙朝就已入藏清宫的话，曹寅题此画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图11 [明]无款《卢仝煮茶图》 纸本设色
98×49.1cm 旅顺博物馆藏
可堪玩味的是，现存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绘画中，尚有一件明无款《卢仝煮茶图》轴（旅顺博物馆藏，以下简称“旅顺本”）。该画与“故宫明本”极为相似，人物的布局、三株芭蕉、五竿竹及其他衬景都大抵一致，尺幅也接近。“旅顺本”“故宫明本”和“乾隆本”堪称“三胞胎”。或“故宫明本”为母本，或三画均源自别的同一蓝本。三画略有不同的是，“故宫明本”中，卢仝所坐之文簟铺在青绿的山石上，前侧之肾蕨、小丘及杂卉，也都为青绿重彩。而“旅顺本”和“乾隆本”中，与“故宫明本”相对应的山石、肾蕨和小丘、杂卉，均赋色浅淡。当然，其他仍有些微相异处，未克尽述。三画连同丁云鹏的“故宫丁本”和“无锡本”，都属“芭蕉式”《卢仝烹茶图》，而“故宫丁本”和“无锡本”是在母本基础上的变异，而“乾隆本”和“旅顺本”则基本沿袭了宋代的“芭蕉式”范本（图11）。
图12 [明]杜堇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图》 纸本水墨
28×180.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明代画坛，尚有不少画家喜以卢仝写茶的诗意作画，其图式虽然与前述诸画无一相近，但可看出卢仝以饮茶为主题的形象在明代所受到关注的程度。这些画家有杜堇、王问和文嘉、文彭等。
杜堇是明代中期的人物画家。他所绘的卢仝诗意图是以其《茶歌》为主题刻画的人物活动场景。该画与杜堇所绘李白《王逸少》《把酒问月》、韩愈《桃源图》《听颖师弹琴》、杜甫《饮中八仙》《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和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的诗意图合为《古贤诗意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九段绘画之一。该图右侧抄录卢仝的《茶歌》，左侧以水墨绘诗意图。画中，在树荫掩映的院落，卢仝高卧床榻之上。在庭院外，一穿戴铠甲的军士左手持书信，右手敲门，这也正应了卢仝《茶歌》的首段“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的诗意。此画被认为是卢仝的“卧像”[27]（图12）。
图13 [明]王问 《煮茶图》局部 纸本水墨
29.5×383.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问（1497-1576）是明代中期的书画家，擅画山水、人物，其《煮茶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该图为书画合卷，前段为画卷，后段为行草书《茶歌》。作者抄录的《茶歌》非卢仝所作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茶歌》），但诗的前句有“华山前，玉川子。先春芽，龙窦水”[28]，故可推知此画当以卢仝与茶为主题所绘制。画中，卢仝趺坐于氍毹之上，正用木棍在茶炉中添火。在其前侧，一人展卷挥写，一书童牵纸侍立。画中有茶炉、茶罐、茶缸及砚台、香炉、笔筒、书册、笔洗等文房清物。与其他以卢仝为主角之画不同的是，此画为一种文人挥翰的场景（图13）。
图14 [明]文嘉《为壶梁作山水图》和文彭《草书卢仝饮茶书》合卷
（部分） 纸本水墨 29.8×114.3cm 苏州博物馆藏
文彭（1498-1573）和文嘉（1501-1583）分别为文徵明（1470-1559）长子和次子，是“吴门画派”的重要传人。文嘉的《为壶梁作山水图》和文彭的《草书卢仝饮茶书》为合卷（苏州博物馆藏），前为文嘉所绘山水画，后为文彭以草书所书卢仝《茶歌》[29]。画心左侧，卢仝端坐于茅屋中，若有所思。在画心右侧，则有两人从远方而至，似欲去探访卢仝。此画的主体是山水，人物只是衬景。隐约可见卢仝与茅屋，与前述“茅屋式”《卢仝烹茶图》相近，而画心中部的山溪及右侧的两人，则在同类主题的画中极为少见（图14）。
图15 [明]文徵明 《林榭煎茶图》局部 纸本设色
25.7×114.9cm 天津博物馆藏
此外，文徵明也有一件与“煎茶”有关的绘画，叫《林榭煎茶图》卷（天津博物馆藏）。该图虽然并无任何文字信息注明是以“卢仝烹茶”为主题，但就画面图式看，与“茅屋式”《卢仝烹茶图》相近。画心中部，一人端坐于茅屋一侧，一人在回廊拐角处煎茶。在画心右侧，则有一人拄杖而行，正欲前往茅屋处。此类绘画直接或间接受到“卢仝烹茶”主题绘画的影响（图15）。
图16 [明]唐寅 《事茗图》 纸本设色
31.1×105.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吴门画派”画家中，唐寅（1470-1524）亦曾画过“卢仝烹茶”的主题画。他有《题自画卢仝煎茶图》诗曰：“千载经纶一秃翁，王公谁不仰高风。缘何坐所添丁惨，不住山中住洛中。”[30]从诗题及诗意均可推知。遗憾的是唐寅此画并未见传世，不过他有《煎茶图》《煮茶图》和《品茶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31]和《事茗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相关的与茶有关的作品传世。虽然四件作品均与卢仝无关，其图式却有和“卢仝烹茶”的“茅屋式”有部分相近之处，如《事茗图》卷中，一人端坐于茅屋的几案前，一人在画心左侧的屋角处举扇烹茶，案上放置茶具多种。与“茅屋式”不同的是，在画心右侧的溪桥上，一人拄杖，携抱琴书童而至。作者在卷末题诗曰：“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赍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32]其诗意亦受卢仝《七碗茶诗》影响（图16）。
图17 [明]陈洪绶 《玉川子像》 绢本设色 50.2×27.9cm
程十发旧藏（选自《陈洪绶全集》）
晚明时期的陈洪绶（1599-1652）亦画过“卢仝烹茶”主题画。“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1695-1765）曾收藏陈洪绶的此画并有《跋老莲卢仝煎茶图》曰：“画人物至陈老莲、崔道母两先生，然后顾、陆、阎、吴复见于世，其他虽极脱墼之技，于无笔无墨处能擅难言之妙者罕矣。此画无论卢征君，即此一奴一婢气格，能使寻常措大家臧获可承当乎否？长须身甫露半，而全体之神螭螭欲出，尤为奇绝。仆止酒三十年，日仰真茶用益毛发，见此画几蒙多生贪著之障。”[33]可知此画中有卢仝及一奴一婢。清中期“扬州画派”代表画家金农（1687-1763）曾收藏过陈氏此画并以此传移模写。在陈洪绶传世作品中，虽然不见此作，却有一件《玉川子像》[34]。该图所绘卢仝持卷站立，一仆手捧茶盘侍立在侧。盘中有茶壶及茶杯等。由此可见，陈洪绶对卢仝及其“烹茶图”也是情有独钟（图17）。
元末明初的诗人刘嵩亦有《题卢仝煮茶图》：“沙泥拓额最堪悲，纱帽笼头又一时。可怜画史寻常意，不写当年月蚀诗。”[35]可见在明代，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绘画及诗歌，确乎受到广泛的垂注。
图18 [明]周臣 《柴门送客图》 纸本设色
121×57cm 南京博物院藏
饶有趣味的是，在明代画坛，即便是一些非以“烹茶”为主题绘画中，也出现类似于前述“卢仝烹茶图”中的部分图式，典型的如吴门地区画家、唐寅之师周臣的《柴门送客图》（南京博物院藏）便是一例。该图所描绘的中心议题是画中主人站于柴门前，欢送客人归去，客人双手作揖，与书童作退步远去状。在草庐中，一老妪围炉而坐，作煎茶状，房檐悬着一只陶制茶罐。老妪的图式、表情及茶罐、房舍等，均与前述“茅屋式”《卢仝烹茶图》中的形象接近。故此图极有可能就是描述卢仝在柴门前迎送客人的场景。由此不难看出，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绘画，在明代画坛的影响无处不在（图18）。
四、清代的《卢仝烹茶图》
图19 [清]金农 《人物山水图》册之《玉川先生煎茶图》
纸本设色 24.3×3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画坛，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画作有清中期“扬州画派”代表画家金农的《玉川先生煎茶图》（图19）。该图为金农《人物山水图》册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心左侧，卢仝坐于芭蕉丛中的茶几旁，右手持扇，左肘倚靠几案。前侧放置茶炉，卢仝正举扇向火。茶几上尚有一个茶罐，一个茶盏。画心右侧，一老年婢女正手拉系着绳子的木桶，在溪流中汲水。画中并无男仆。作者在画心右上侧题识曰：“玉川先生煎茶图，宋人摹本也，昔耶居士。”钤朱文方印“寿”和白朱文连珠印“莲身居士”。据此可知金农乃摹自宋人范本，但就“茅屋式”和“芭蕉式”《卢仝烹茶图》而言，似乎离两种图式均相去甚远。或为金农所见第三种图式；抑或为金农在“芭蕉式”基础上的再创造与变异。画心右侧裱边有鉴藏者题跋曰：“此作自是晋唐妙笔，令观者精神发爽，喜心欲狂矣，名迹所以重于十五城也。”钤白文长方印“秉恩”。“秉恩”为近代金石学家和书画鉴藏家王秉恩（1845-1928）。此题与画作时代并不匹配，或者言其画作题材传承了“晋唐妙笔”？
此件作品之外，金农还画过立轴式《卢仝煎茶图》。他在一段画跋中曾说：“予旧藏老莲《卢仝煎茶图》，龙泓子题句其上。戊辰岁荒，易米于猗顿家矣。今漫作此幅，图中玉川先生散袖高吟，睥睨狂态，而长须之奴，赤脚之婢，亦复不俗。然用笔钩勒，施设丹青，与老莲小异，未敢突过前贤也。装成立轴，以寄胜流。月团三百片，啜以赏之，须俟其人。”[36]题中的“龙泓子”即前述为陈洪绶此画题跋的丁敬，与金农交好。金农在《送盐运判官鲍十四珍仍为长兴邑宰，同丁敬作》诗中有“稽留山民龙泓子，共理茶经检画史”[37]句，“稽留山民”即金农本人，可见两人对《茶经》及画史有着共同的趣好。在此题中，我们可知，金农曾收藏过陈洪绶所绘的《卢仝煎茶图》，由丁敬题跋，此画于乾隆十三年（1748）时因以之换米而易主。画中有卢仝及长须仆和赤脚婢，显然与传世的这件《玉川先生煎茶图》的图式不同。可见金农至少画过两件不同式样的《卢仝烹茶图》。
图20 [ 清]吴大澂 《昼静吟书图》扇面 纸本设色
31×4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晚清金石学家和书画家吴大澂（1835-1902）有一件《昼静吟书图》扇（浙江省博物馆藏），画中写两人于茅屋中相对而坐，读书吟诗。在茅屋左侧转角处，一老人佝偻着身子，持扇向火，正在烹茶。作者题诗曰：“昼静赌翻书，人间夸艳福。仿佛归来堂，鱼鳞排卷轴。只声吟未已，竹竃茶初熟。”[38]从诗意看，此类画作未必和“卢仝烹茶”有关联，但从图式看，却是和“茅屋式”《卢仝烹茶图》有相近之处的。可知无论在明代还是清代，以端坐茅屋中烹茶的图式在山水人物画中，极为常见（图20）。
图21 无款《伴梅烹茶图》 纸本设色
129×51.5cm 收藏地不详
在明清时期，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佚名绘画还有不少。以上诸画之外，尚有一件无款《伴梅烹茶图》轴。因未能看到原作，且图版清晰度不高，故难以确认其具体年代，但从画风看，要比“旅顺本”时间略晚，大抵在清代中晚期。此画的人物造型与空间布局与“钱选式”相近，但也有相异处。一是卢仝非直接坐于文簟上，而是坐于竹架搭建的文簟上；二是婢女站立向火，而非蹲姿；三是男仆右手托茶笼，左手提壶，而非仅仅站立在卢仝前侧；四是背景为山石及梅花，且可见远山，而非太湖石和芭蕉（图21）。
无论就传世作品数量，还是参与绘制的画家人数，清代的“卢仝烹茶图”都要远逊于前朝。
五、二十世纪的《卢仝烹茶图》
到了二十世纪，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画作亦时有所见。现在所见有作品传世者有晚清民国的贺良朴、俞明、金城、溥伒和叶昀。
图22 贺良朴 《玉川煮茶图》 纸本设色
137.5×66.3cm 首都博物馆藏
贺良朴（1861-1937）是晚清进士兼诗人、书法家贺寿慈（1810-1891）的堂侄，擅画山水，被论者纳入京派绘画中“植根传统的山水画”[39]。其《玉川煮茶图》轴（首都博物馆藏）是其山水与人物兼具之作。画中，在三株古松下，卢仝盘腿趺坐于文簟上，向右侧身，眺望远处。在其右前侧，一人背对画面，持扇在茶炉前，作扇火烹茶状。作者在画心右上侧题识曰：“玉川煮茶图，戊午嘉平月写于保阳寓次，题贤先生鉴家属正，履之贺良朴。”钤白文方印“贺良朴印”和朱文方印“履之又号南荃”。此画作于1918年。如果不是作者本人的题识，几乎无法判断此画的主题就是“卢仝烹茶”。此画中人物的形态，既非“茅屋式”，也非“芭蕉式”，除了卢仝坐于文簟上及一人持扇向火外，其衬景及人物构成、空间布局都与传统的该主题绘画无涉，可见作者并未依照相关蓝本，完全是意象中的“卢仝烹茶”（图22）。
图23 金城、俞明 《卢仝煮茶图》扇面
纸本设色 18.5×48cm
金城（1878-1926）和俞明（1884-1935）合作的《卢仝煮茶图》扇面为俞明画人物，金城补景。画中，卢仝闲坐于山石之上，向右侧身。在其左后侧，为三株桃树，左前侧露出半个茶几，几案上放置一个三足梨式执壶、带茶托的茶盏、箸瓶和青釉瓷缸。茶几一侧放置茶篓和茶碾。在卢仝右侧，一长须男仆站立，左手持扇，对着茶炉向火。再往前，一老年赤脚婢女左手托茶盘，右手提茶篓，往卢仝方向而来。从人物图式看，当属“钱选式”《卢仝烹茶图》。金城在画心左下侧题识曰：“卢仝煮茶图。俞子镜画人物，属余补景。虽不能追踪前哲，要亦无时史蹊径也。丙辰六月。北楼金城并记。”钤朱文方印“金城”和白文方印“巩伯”。此画作于1916年。该图集合“茅屋式”和“芭蕉式”《卢仝烹茶图》的部分人物造型，三个人物俱全，但形态各异，且衬景也不同。这是对前人图式的反叛与立异。正如作者所说“要亦无时史蹊径”，这正是突破“时史蹊径”使然（图23）。
图24 溥伒 《玉川烹茶图》 纸本设色
39×208cm（含题跋）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溥伒（1893-1966）是清宗室，擅画山水，兼擅人物，其《玉川烹茶图》卷（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属典型的“茅屋式”。画中，卢仝坐于草庐前，向右侧身望着煎茶之老妪。老年男仆肩扛葫芦正往山间汲水。三人的造型均与前述宋人《卢仝煎茶图》相近，而山石、树木、小桥、溪流等也有相似之处。溥伒“曾参与校理清宫所藏书画”[40]，故有机会看到清宫旧藏《卢仝煎茶图》，因而此图无论在构图、形制还是人物造型等方面，都有所依据。此画的笔墨虽然都是自己的风格，而图式却是对前人的传移模写。作者在画心引首属穷款曰“溥伒”。在拖尾，有溥修、袁励准（1875-1935）和溥僡题跋。溥修在抄录卢仝的《七碗茶诗》之后说：“伯虎题松年此图，语慨乎其有见之。今雪斋兄又重摹此图，命修题是诗于后，秋光凝案，展玩之余，使我胸期超然入古。”[41]可知此画确实就是对刘松年原作的直接摹写（图24）。
图25 叶昀 《卢仝烹茶图》成扇 纸本设色 18×51cm
叶昀（1901-1983）既是昆曲艺术家，又是书画家，绘画方面，擅绘山水、人物。《卢仝烹茶图》成扇所绘卢仝盘腿坐于氍毹之上，右手撑地，左手抚膝，向右侧身。在其右侧之氍毹上，放置两个茶壶一个茶盏，其左侧放置书册。在其右侧，一老年婢女半蹲于地，右手持扇，对着茶炉扇火。在其左前侧，一长须男仆侍立。作者题识曰：“辛未仲夏偶临钱舜举本，北平叶昀。”钤朱文方印“叶氏”。此画作于1931年。“钱舜举”即钱选，从人物造型及空间布局看，确乎与前述钱选的《卢仝烹茶图》相近，确是对钱氏原画的临写，故从人物图式看，此图也属“钱选式”《卢仝烹茶图》（图25）。
这一时期的《卢仝烹茶图》诸图，一是来自于前人作品的传移模写，一是想象图之。前者都是延续三种不同的图式，后者仅仅反映“卢仝烹茶”这一题材，至于是否合符图式并不重要。这也是新时期“卢仝烹茶”主题绘画的特色之一。
六、《卢仝烹茶图》的图式嬗变与成因
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系列绘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所见传世者至少有十四件。若按时代分，则宋代一件，元代一件，明代六件，清代一件，民国四件，年代不详者一件，以明代最多，几乎接近一半。从形制上看，则手卷两件，立轴八件，册页两件，扇面两件，以立轴最多，占一半以上。从图式来看，则“茅屋式”三件，“钱选式”四件，“芭蕉式”五件，非属典型图式者两件，以“芭蕉式”最多。
如果将前述以卢仝的《茶歌》诗意图计算在内，则无论就传世作品数量，还是画家人物，明代都超越任何一个时代。明代是中国茶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其繁荣的标志之一是明代茶学论著的兴盛。据王河在《明代茶学著作述评》中指出：“明代的茶事专著共有50余部，其数量相当于从唐至清时期茶书的一半。”[42]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在《明清的茶书及其历史价值》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现在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的茶书为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另有明清间未定朝代4种。”[43]这些茶书的刊刻与传播，客观上促进了明代茶文化的兴盛。这种兴盛，影响到明代文化的多个方面。闫海青在《明代茶文化的特征浅析》一文中认为：“明代茶文化融入了儒释道思想，明代士人、贵族、仕宦、平民百姓等阶层都能从茶文化中找到性灵舒展的精神境界和寄托。”[44]而作为士大夫最为关注与钟爱的绘画，自然也深受滋养，在茶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绘画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绘画，在明代显现出与茶书一样的繁盛状态，是顺应潮流的现象。不仅是《卢仝烹茶图》的绘画出现繁荣，在明代，其他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绘画也不胜枚举，如沈周（1427-1509）的《汲泉煮茗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臣的《煮茶图》轴（美国密执根大学博物馆藏），文徵明的《茶事图》轴、《品茶图》轴、《乔林煮茗图》轴（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品茶图》轴、《惠山茶会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烹茶图》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唐寅的《斗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品茶图》卷（斯德哥尔摩东亚美术馆藏），仇英的《换茶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煮茶图》扇面（上海博物馆藏）、《煮茶论画图》轴（吉林省博物院藏）和《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陆治（1496-1576）的《竹泉试茗图》轴（吉林省博物院藏），李士达的《树下啜茗图》轴（安徽博物院藏）和《松厉淌茗图》扇面（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文嘉的《溪亭试茗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文伯仁（1502-1575）的《品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叶澄的《停琴煮茗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盛茂烨的《红叶煮茗图》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陶冶的《桐荫煮茗图》轴（南京博物院藏），居节的《品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程嘉燧（1565－1644）的《夏夜试茶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藏），蓝瑛（1585-1664年尚在）的《煎茶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和《秋山啜茗图》轴（荣宝斋藏），陈洪绶的《烹茶图》扇面（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和《品茶图》轴（朵云轩藏），顾见龙（1606-1688年尚在）的《品茶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和张翀的《煮茶图》轴（四川大学博物馆藏）等。在山西新绛的明代稷益庙壁画中，亦出现《煮茶图》的画面[45]，可见明代茶文化在绘画中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文人画。
在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诸图中，其图式以“芭蕉式”最多，“钱选式”次之，而“茅屋式”最少。这与该主题最早绘本的鉴藏与传播息息相关。“茅屋式”《卢仝烹茶图》自从明代以后，多收藏在清宫，在民间流传不广，故除了明代的仇英以此为蓝本作画外，后世的画家鲜有涉及此画者，因而此图式甚尠。“钱选式”《卢仝烹茶图》虽然也一度在清宫收藏，但在民国时期能得以梓行，画家们有机会能看到其图式，故在民国画坛活跃于京城的金城、俞明和叶昀的《卢仝烹茶图》均源自该图式。
结语
《卢仝烹茶图》的故事是从唐代发轫，而作为绘画母题，则是以宋代为滥觞。宋代的《卢仝烹茶图》出现两种图式——“茅屋式”和“芭蕉式”。到元代时，出现了集合两种图式相关元素的第三种图式——“钱选式”。明清时期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凡以“卢仝烹茶”为主题的绘画，大多沿袭了这三种图式。在这种绘画母题的传承与传播中，宋以后的绘画有对宋代绘画的传移模写，也有在文献记载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挥，故在明清时期到二十世纪，出现既有忠实于宋代绘画的图式，也有完全迥别于绘画蓝本的现象。
前述十四件《卢仝烹茶图》除佚名的四件作品，其余十件绘画所涉作者有九人，其中仇英、丁云鹏、金城、俞明、溥伒等五人为职业画家，钱选、金农、贺良朴、叶昀等四人为文人画家。有个有趣的现象，职业画家所绘《卢仝烹茶图》大多忠实于某一种固定的图式，而文人画家在《卢仝烹茶图》中虽然也表现出卢仝和烹茶的老妪、汲水的男仆等，但大多仿其意，而未遵循任一图式。而在明代，杜堇、文徵明、唐寅、王问、文嘉、文彭、陈洪绶诸家，或依据卢仝《七碗茶歌》诗意而作，未依据相关图式；或截取诗中某句之意或摹仿前人图式中某一场景而作，完全表现的是画家的笔意而非既定的图式。由此可知，在宋代以来的“卢仝烹茶”主题绘画中，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好。
“卢仝烹茶”的题材之所以在宋元以降直至明清时期受到持久的追捧，一方面有源于对唐代诗人卢仝的追忆与缅怀，如清代诗人张问陶（1764-1814）就有《玉川子像为陈闻之题》诗云：“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诗人婢仆何妨丑，只作妖童艳女看。”[46]这或可反映出文人圈中对前贤诗人卢仝的崇敬与追念。另一方面，既有对宋代刘松年（传）等人《卢仝烹茶图》的继承与创新，延续图像教化的社会功能，又反映出“卢仝烹茶”所宣扬的一种文人生活方式在后世文人中获得共鸣。卢仝烹茶、赋诗的隐逸生活，是一种出世的生活方式，是历代文人在世俗的喧嚣中寻求的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慰藉。在宋代以降的诸家“卢仝烹茶图”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承与延续。
[1]卢仝：《玉川子集》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旧钞本，1919年，第3-4页。
[2]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82页。
[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页；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3页。
[4]厉鹗辑，胡易知点校：《南宋院画录》卷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
[5]胡敬：《西清札记》卷四，胡敬撰，刘英点校：《胡氏书画考三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399页。
[6]同注[4]，第105-106页。
[7]同上注，第105页。
[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书画图录（二）》，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第243-244页。
[9]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二五，钦定四库全书本，第3-4页。
[10]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四六，钦定四库全书本，第2页。
[11]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〇，钦定四库全书本，第4页。
[12]胡敬：《西清札记》卷三，胡敬撰，刘英点校：《胡氏书画考三种》，第358页。
[13]黄钺：《壹斋集》卷一五“古今体诗五十七首”，清咸丰九年（1859年）许文深刻本。
[14]故宫博物院编，金卫东主编：《明清风俗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第46页。
[15]阎立本等绘：《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上）》，广陵书社，2005年，第85页。
[16]同注[8]，第135-136页。
[17]郑思肖：《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景林佶手钞本，1934年，第17页。
[18]同注[8]。
[19]杨凯琳：《王季迁读画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48页。
[20]傅申：《传钱选画<卢仝烹茶图>应是丁云鹏所作——故宫藏画鉴别研究之一》，《故宫文物月刊》，2009年第2期。
[21]故宫博物院编，许忠陵主编：《吴门画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第107页；苏州博物馆编：《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22]故宫博物院编，杨丹霞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林下风雅》，故宫出版社，2021年，第112-113页。
[23]李湜：《丁云鹏<玉川煮茶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第89-90页。
[24]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二一，钦定四库全书本，第7页。
[25]曹寅：《楝亭诗文钞·诗钞》卷六，清康熙刻本。
[26]顾斌：《曹寅<题丁云鹏<玉川煎茶图>>诗考释》，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红楼文苑》，2012年第3期，第29-31页。
[27]瞿冠群、华人德：《中国历代人物画图像索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2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书画图录（十九）》，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207-210页。
[29]苏州博物馆编著：《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书画》，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
[30]唐寅：《唐伯虎先生集·外编续刻》卷五，明万历刻本。
[31]《煎茶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书画图录（七）》，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第45-46页；《煮茶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书画图录（十八）》，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第315-318页；《品茶图》见林莉娜、陈建志、郑淑方编辑：《明四大家特展：唐寅》，台北故宫博物院，2015年，第4页。
[32]故宫博物院编，许忠陵主编：《吴门画派》，第88-91页。
[33]丁敬：《砚林集拾遗》，丁敬撰，吴迪点校：《丁敬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34]此图曾经程十发（1921-2007）鉴藏，并注明为《玉川子像》，见陈传席主编：《陈洪绶全集（1）》，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35]刘嵩：《槎翁诗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8页。
[36]金农：《冬心题画记·冬心先生杂画题记》，金农著，侯辉点校：《冬心先生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37]金农：《冬心先生续集》，《冬心先生集》，第95页。
[38]莞城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编：《怀袖雅物·民国扇面展作品集》，莞城美术馆，2013年，第79页。
[39]倪葭、李文琪：《积厚流光：民国京派绘画摭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133页。
[40]同上注，第223页。
[41]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品“艺5446”号。
[42]王河：《明代茶学著作述评》，《农业考古》，2002年第4期，第254-269页。
[43]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明清的茶书及其历史价值》，《古今农业》，2006年第3期，第66-71页。
[44]闫海青：《明代茶文化的特征浅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5期，第18-24页。
[45]《新绛稷益庙明代壁画——煮茶图》，《文史月刊》，2018年第10期，第81页。
[46]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三，张问陶撰，成镜深主编：《船山诗草全注（三）》，巴蜀书社，2010年，第1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