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仝《七碗茶歌》产生的
历史背景及蕴含的儒、道思想
河南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李学昌
认识卢仝始于他的“七碗茶歌”，卢仝一生嗜茶成癖，诗风浪漫且奇诡，人称“卢仝体”。 唐元和六年，卢仝收到好友谏议大夫孟简寄送来的茶叶，特邀韩愈、贾岛等人在桃花泉煮饮，著名的《七碗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产生了。
茶歌内容
日高丈五睡正浓， 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 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 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 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 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 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 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 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 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 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 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 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 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 到头还得苏息否？
一曲“七碗茶歌”则让卢仝在中国茶史上留名千古，也因此诗卢仝得与茶圣陆羽齐名，被后人尊为亚圣。卢仝《七碗茶歌》的诗句，自宋以来，成为古代文人雅士在品茗唱和时最常引用的典故，如宋代梅尧臣：“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杨万里的“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另外古代骚人墨客也常在烹茶品茗、吟诗作对时，将“卢仝”、“玉川子”引入诗中。如苏轼的“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等。绘画方面，宋代画家钱选曾画一幅《卢仝烹茶图》，画中人物器具与烹茶神态，均跃然纸上，明代画家圣华居士（即丁云朋），亦有《玉川烹茶图》的名作传世。
据说卢仝还著有《茶谱》，今不得见。卢仝的茶歌所表达的饮茶感受，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依叙事方式引入茶事，层层升华，从解渴、醒神益体、净化灵魂、激发文思，到羽化成仙，营造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境界。而最后却落在了为民请命，忧国忧民上来。
通篇看这首诗，可看出诗人即有道教羽化成仙的浪漫主义情调，又有儒家的治世精神。茶人即使在羽化成仙的意境里，也不忘为民请愿，想的是茶农的辛苦和国家的兴衰。当时贡茶使用量之大，让茶农与督茶都身感疲备，“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所以又有了许多正直的督茶为民请愿，在送去贡茶的同时，也送去了规劝皇帝的诗文，减少了贡茶的数量，也减轻了茶农的负担。这就是茶人精神的伟大之处。
当然，卢仝的思想和精神是和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分不开的。
卢仝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枢纽。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不仅给中原广大地区带来深重灾难，而且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也由此一蹶不振。当时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等关内几个素称农桑富庶的地区，由于久罹兵祸，变得满目疮痍。
国家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部份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自成一国，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当中特别以河朔三镇最为跋扈。唐德宗在位时，有鉴于中央兵力不足，故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但流弊渐生。唐宪宗即位后，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便着意用兵对付强藩，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历史上对安史之乱后的一段时期，曾有“元和中兴”的美誉。代宗、德宗、顺宗等即位之初，也有过中兴王室的抱负和一些重振朝纲的措施，如削藩、平边、抑制宦官等；一些进步的改革家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拯民于水火。但这一切很快就随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而偃旗息鼓了。而朋党林立，党争不断，是中唐社会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那时社会风气“淡薄”“谬戾”，世道变得险恶，诚信缺失，尔虞我诈。正如孟郊在《伤时》诗中写的“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传统的美德已不复存在。也正如卢仝的《感古四首》中写的：“万世金石交，一饷如浮云。骨肉且不顾，何况长羁贫。”
中唐时期很多人不仅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对前途、理想也丧失了信心。在这种现实环境与心理状态下，许多人就不得不在另一个天地里来寻求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寄托。
卢仝生活的时代也是道教盛行的时代。他幼年就读生活的王屋山一带，是修道者的洞天福地，道家文化对卢仝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卢仝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时代的特征造就了亚圣卢仝，《七碗茶诗》就是在这种历史和思想背景下诞生了。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深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唐朝皇帝为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就利用道教始祖李聃姓李、皇室也姓李这一现实，便称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聃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道教因而也就成为李唐王朝信奉的重要宗教。唐代道士在宫廷中的活动，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唐初，大力宣传李唐王朝与老子的亲属关系，奠定了道士们在宫廷中活动的基础。后来，由于皇室对道教支持，道教的影响由宫廷扩展到了民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狂热的崇奉道教的风气。
道家追求自然之美、天人合一，卢仝也不例外，他接受了老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茶本为物，本身没有文化，更不会有思想，是中国的文人雅士在品饮茶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及感悟，并最终达悟道之真美，也便有了茶道、茶文化。在道家看来，道是世界的本原，并认为“道”出于“自然”，即“道法自然”。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在道家思想中得到了明确而充分的表达。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即真美，“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在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看来，一切只有出于本然之性，才是“至正者”，是美的，而事物的本性就在于自然。因此，只有不违自然，合乎事物本性，那才是美的。
在卢仝的眼里，茶汤中孕育了大自然最纯洁美好的品性。从“一碗喉吻润”到“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情景合人，个人融于自然之茶中，茶因人而升华，人随茶而得道。庄子说，颜成子游从师学道，第一年心如野马，第二年开始收心，第三年心无挂碍，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众来归，第六年可通鬼神，第七年顺乎其然，第八年忘生去死，第九年大彻大悟。卢仝的七碗茶歌，仔细读来，就包含着庄子这种混同物我，顺乎其然，大彻大悟的精神。后世的元明茶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思想，品茶论水只是进入自然的媒介。所谓“枯石凝万象”，小小一杯茶，从中要寻求的却是空灵寂静，契合自然的大道。他们与江流、明月相伴，与松风竹韵为友，使自己回归于大自然之中。这是茶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也符合茶人天真烂漫的本性。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备受专制压迫的社会里，茶便成为他们追求自由的象征。
同时，土生土长的道教，却具有符合特定时代人们的共同心理要求：既要长生又不禁欲；既能超尘脱俗，又不废人间欢乐，因而在这一时期道教就十分受到人们的青睐。包括卢仝在内的中唐诗人们，都在道教中看到一种与自己很合适的生活方式：远离尘世喧嚣，追求一种恬静淡泊的，又舒适高雅，且自由逍遥的生活，同时还看到了一种向往已久的生存希望：“羽化升仙，长生不老。”
释皎然是中唐著名诗僧，早年曾学道教长生之术，后来也写了不少游仙诗，也不乏与道士往来的故事，可见他对道家仍未忘怀。皎然本质上是个文人，虽身在空门，却融通道佛。皎然茶诗以道为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饮茶歌送郑容》）。丹丘（子）羽人，名藏仙府，骨化云宫，尽是道教玄语。其最著名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素瓷雪色瓢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以茶比之“诸仙琼蕊浆”，谓“三饮便得道”，谁人知晓修习茶道能全真葆性，神仙丹丘子深谙此理，通篇述道教言辞意境。皎然显然认同道教的饮茶可以得道、全真的理念，将茶道的起源归于道教。
另一方面，茶人的清静、无私、平和的气质也根源于道家思想。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茶人们正是吸取了这种精神，而多以追求简朴、清静、平和、简约的生活自恃，但又常常有些浪漫精神和浩然之气，茶人们的这些气质和修养都得益于道家思想。
中国文人在期盼羽化成仙的同时，也从未忘记自身的责任，报效国家、服务苍生的儒家仁爱之心。
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思想则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不要说在卢仝所处的时代，即使在现代的中国人骨子里更多的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卢仝自拟为暂被谪落人间的仙人，想借七碗茶所引起的想象中的清风，返回蓬莱。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不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所以想回蓬莱山，替孟谏议这位朝廷的官员去问一下下界苍生的事，问一问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喘息和休息的时间。
儒家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齐天下”为人生目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完善自我人格，达到“内圣外王”，通过治身修己之道达于治国平天下之道。
从表面看，儒与道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儒家思想立足于现实，什么事都积极参与，喝茶忘不了国事、家事、天下事；而道家则强调“无为与自然”，避世思想浓重。然而，实际上，中国儒道思想是相互补充的，相互渗透。儒家从茶道中发现了兴观群怨、修齐治平的大法则，用以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社会观；道家则把空灵自然的观点贯穿其中。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路走不通便借道家之路，隐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柔韧的一面，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茶文化反映了儒道两家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特别是在茶文化的自然观、哲学观、美学观，以及对人的养生作用方面，道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茶文化中提供了“茶礼”，发挥了政治作用和功能；而道家提供了“茶道”，使茶文化达到了更高的艺术与思想境界。儒家说：“大道既行，天下为公，”道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儒道都有自己的道，一曰外，一曰内，互为表里。
如果说，儒家重视的是“道德”，相对来说，道家则表现为智慧。富有智慧的道家思想学派，在建设自己的思想系统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中国历代许多著名的茶人隐退思想浓重，总是表现为不能苟同于世俗的价值观，把自己从功名利禄中退出来，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陆羽幼年曾志于儒学，可是成人后，却疾世拒绝做朝廷官吏；白居易早年做官，自贬之后，以茶自慰：“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茶人的退隐，为社会所迫，又是在艰难生存中唯一磨砺志向的办法。元明以来，以“苦节君”、“苦节君行省”为喻的茶具，其中可见茶人的心境。所以，茶人多以清苦自适来要求自己，造成了中国文化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民族气节，形成了中国茶人的优良传统。
“入于儒,出于道”,儒与道相补相乘,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家所宣传的、以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才可得以达道，而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人，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我们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最终我们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会贯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再品卢仝《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要么是卢仝喝茶后泉思云涌，下笔如神，亦或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这与皎然“三饮便得道”意义相同。“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成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茶人这种包含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今人学习、体悟与追求。
在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成为大多数世人信仰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沉下心来喝杯清茶，品品七碗之茶歌，体悟卢仝之茶道。一生物质生活清贫的卢仝，在精神生活上是绝对富有的，且不说他在中华文化诗歌史上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单就七碗茶歌的境界与追求足让我们现代人为之汗颜。我们没有了古代文人墨客济世、忧民、崇真的儒家风骨；更缺少了闲人雅士流传下来的悠闲和超凡脱俗的生活态度。成年累月活在金钱和物质生活中，成了金钱的奴隶，整个社会充斥着铜锈的气味。卢仝之七碗茶歌留个后人的精神财富，远胜富翁百万亿千万亿的财富更让人敬仰与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