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仝“七碗茶歌”看《诗经》遗风

姚 景 强

（济源市政协，河南  济源  459000）

摘  要：卢仝是唐代诗人。多年来，研究卢仝诗作的学者甚多。其中不乏研究卢仝为官之道的，也有研究卢仝政治倾向的，还有研究卢仝茶道的。本文则从诗歌的形式和艺术风格着眼，分析和探讨卢仝“七碗茶歌”的形式和艺术风格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相关联系，从而揭示《诗经》之遗风在卢仝“七碗茶歌”中的体现。

关键词：卢仝  茶歌  诗经遗风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产生的年代，大约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约有500年的时间跨度）。《诗经》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光辉起点，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它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本质和人民思想感情，描写生动、语言质朴优美、音节自然和谐，诗篇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形式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其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不仅是我国早期文学发达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诗经》作为我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其表现力和影响力，在我国历代的诗歌创作中也具有不竭不衰的鲜活的生命力。

唐代是继《诗经》之后，我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当然，在唐代的诗人中，多以五言诗和七言诗为主，但也不乏《诗经》之遗风。其中，诗人卢仝就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卢仝的诗歌中，最能体现《诗经》遗风的，当属《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了，世称“七碗茶歌”。那么，《诗经》之遗风在卢仝的“七碗茶歌”中是如何体现的？本文试从二者的艺术特色和表现形式上予以探析。

先说《诗经》的艺术特色和表现形式。《诗经》的艺术特色，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即为用写实的方法真实地再现生活。《诗经》描绘了周代社会的图景，早在17世纪，欧洲的读者开始阅读它时，就称它是“中国古代的风俗画卷”，甚至称它是一部认识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然而，《诗经》的这种艺术特色，是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从总体上说，《诗经》的诗体是以四言为主，但又不受拘束，而间或运用长短不齐的句子，句型参差变化，活泼自然，显示出了错落有致的形式美。当然，我们说《诗经》以四言体为主，并不是说四言是《诗经》的惟一句型。有专家曾作过这样的统计：《诗经》305篇共7248句，其中一言句7句，二言句14句，三言句158句，四言句6591句，五言句369句，六言句85句，七言句19句，八言句5句。根据这个统计，四言句约占91%，其次是五言句约占5%，三言句约占2%，再次为六言、七言、八言仅5例，共占2%。由此可以看出，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句型，间用杂言更体现了它的灵活性。这种表现形式，在“国风”中最为突出。“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感。

我们在了解了《诗经》的这种艺术特色和艺术表现形式之后，再说研究卢仝诗歌特别是《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七碗茶歌”中的《诗经》遗风，就有了丰厚的理论铺垫。为了便于研究分析，在此将该诗全文抄录之：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从上面卢仝的这首诗，不难看出，这是一首杂言诗。这首诗全文共41句，共中前20句为七言诗体，比较工整，后21句，从“一碗喉吻润”至“到头还得苏息否”末句，运用了杂言体。在这21句杂言诗中，细看便知，有五言（8句），有七言（7句），有三言（3句），有六言（1句），还有九言（2句）。这种诗体，在卢仝生活的唐代是罕见的。众所周知，在唐代众多诗人的诗歌中，多以五言诗和七言诗为主，并且，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诗，格律都非常规范。那么，卢仝作为唐代诗人，他的“七碗茶歌”杂言诗，究竟有何特色呢？我认为：

一、卢仝的“七碗茶歌”杂言诗具有唐代诗歌的风格。从宏观上讲，它是杂言诗，似乎属于唐代诗歌的另类。但从微观上看，该诗的前20句为七言，即使后21句中，五言占8句，七言占7句，二者共为15句。整个诗篇的句式或者说句型，七言、五言占主流，这无疑打上了唐代诗歌风格的烙印。

二、卢仝“七碗茶歌”杂言诗具有《诗经》遗风。我们说，五言、七言是唐代诗歌最突出的句型特色，但是卢仝的“七碗茶歌”在体现唐代风格的同时，又借鉴《诗经》的表现手法，这不能不说是《诗经》遗风的再现或传承。《诗经》中的所谓杂言，是说在以四言为主的前提下又不受四言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提高表现力的需要，灵活地夹进一两个或若干个字，把句子适当延长，从而克服运用四言有时语意未尽的弱点，把内容所要表现的语言意境推向极致。而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运用了《诗经》长短句结合的表现手法。这里试举一例，如《诗经》中的《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糜糜，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首诗后面还有两段，都是同样的句型。从我们上面抄录的这一段看，共八句。前四句为四言，中间两句，一句为七言，一句为八言，后两句又变为四言。整个句型就是典型的长短句的结合体。而卢仝的“七碗茶歌”又何尝不是这样：从饮第一碗茶到第三碗茶，写了四句。其中前三句为五言，第四句为七言。从五言到七言，是运用了《诗经》短句与长句的结合，从而增强了语气与语言表达的音色美。从第四碗到第六碗的句型又转换成青一色的五言体。诗人在写饮第七碗茶时，节奏变化比较大，并且与写第三碗时一样，用了两句。按说这第七碗，写成“七碗吃不得”也未尝不可，这不正是标准的五言吗？但诗人特意增加了一个“也”字，仅仅一字之差，这一句不仅从五言变成了六言，而且运用了“也”字这个语气虚词，也就意味着下面一句要写的感受非同一般，即“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是一个九言句，《诗经》中的句型最多为八言，也就是说，第七碗的感受并非五言、六言、七言所能表达的，而九言却恰到了好处。有人说，《诗经》中的长短句，即为后世词的前躯。而卢仝“七碗茶歌”中“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这四句，就更具词的风味。接下来，诗人饮茶之后飘飘欲仙之时，笔锋一转，转到了关注民生上来。从“山上神仙司下土”到“到头还得苏息否”这六句，除“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为九言外，其余五句均为七言。这与该诗的前20句就形成了一个首尾照应。

当然，在卢仝的诗歌中，能够体现《诗经》遗风的，远不止“七碗茶歌”这一篇，像《走笔追王内丘》、《送尉迟羽之归宣州》、《月蚀诗》等，也都亦然，在此恕不赘述。

作者简介：

姚景强（1955—    ），男，河南济源人，现任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济源市王屋山古文化学会副理事长，济源市文史研究会秘书长，济源市作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文史和古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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