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客观世界的生存方式
——论卢仝茶文化的深层底蕴
徐战云
摘 要：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生存方式直面客观世界。卢仝以清醒的打不败的“茶文化”走到终点，他的茶文化以行动中的哲学为支点、困境中的原则为勇气、荒原上的抗争为主旨，不懈地探询着人的精神归宿，独创了一种实践的个体生存方式，以此捍卫自我的人格与尊严，并上升到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观照。
关键词：茶文化 生存方式 行动
徐战云，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河南省老子学会理事。
（生存方式是人类个体的具体存在形式，它是客观社会外在条件与个体自我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生存方式直面客观世界。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存在方式有审美的境界、伦理的境界和宗教的境界三种”①。）中唐末叶，宦官阉寺弄权于内，藩镇军阀割据于外。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国家兵连祸结，人民颠沛流离。面对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不同的诗人开始以不同的声音抑或呼喊，抑或叹息，抑或高歌，抑或痛泣，其中有一种响亮的声音，那是卢仝的诗作。他以迷惘者身份走进阵营，却以清醒的打不败的“茶文化”走到终点。
卢仝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的一个支流，它发端于中唐末叶的中原地区，兴于宋而盛于明清，逐渐传入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卢仝有诗集四卷，又撰《春秋摘微》四卷，辞简而选，得圣人之意为多，现留存于世的有九十一首诗作，其中“七碗茶歌”更是名扬中外，成为黄河以北茶文化的一个靓点。他的诗作，继承了中唐散诗豪爽本色的风格，在题材上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其中不仅有对黑暗政治的猛烈抨击，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讴歌。卢仝崇尚实践、行动与过程，崇尚人生的挑战与拼搏，突显个体的品格与尊严、勇敢和魅力。他的茶文化充斥着直面逆境的反抗和斗争，创导了一种注重个体生存、追求自我体现、捍卫自我尊严的实践性的生存方式，它以行动哲学为起点，以勇气为原则，以抗争为宗旨，从而为处在文化裂变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精神之路。
一、支点：行动中的哲学
卢仝极其崇尚行动，体现在生活和创作的两方面。卢仝，自号玉川子，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年，是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的嫡孙。卢仝天性聪颖，加之其祖父以理学立身行事，确立了他的济世抱负。幼时随叔父在杨州读书，叔父死后他“满载两船书籍”，回到故乡武山，寄读在石榴寺内。他经常活动于洛阳、少室山，与时任洛阳县令韩愈及其孟郊、贾岛、马异、樊宗师等著名诗人交往颇深。
生活在政治形势极为不安环境中的卢仝，用亢奋激昂，格调奇特的诗歌作品，讥讽政治、针砭时弊，抒发抱负，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河南尹韩愈视为“恃才能深茂而不书”的超逸不羁之才，预期“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又说“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变足恃。”（韩愈《寄卢仝》），也就是说，即使做不了官，凭着他的出众的才华，去著书立说，也会收到垂范后世的效果的。虽然在二十四史的新旧唐书里，都没有单独为卢仝立传。而现代人著的各种通史、简史尽管都提到了卢仝，然而大都着眼于他的隐循避世、作品怪奇、为人孤僻清高的消极出世的一面，而很少注意到他内心蕴蓄的忧国忧民、爱国入世的一面。
卢仝对科举功名的淡泊，使他隐逸的倾向日益凸显，也体现了他对仕途的清醒，但他心中的济世热情却从未泯灭。卢仝为进一步靠近韩愈等儒家诗人而毅然移居洛阳。然而一家十余口人和买宅欠债的负担，使他不得不离家“东南走”，即到苏、杭、杨州一带做点小生意，以逐什一之利。后从南方回来寄读石榴寺。在此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周游济源山水，写下了不少名诗和文章。这一段时间是卢仝生活比较优裕的时期。他在《将归山招兵僧》中写道：“买得一片田，济源花洞前，千里石壁坼，一条流泌泉”。一笔点出了自己宅院房前屋后有山有石，有水有洞的优美环境。接着他又写道：“青松盘蓼枝，森森上插青冥天。枝上有哀猿，宿处近鹤巢，清唳孤吟声相交。月轮下射空洞响，丝徨成韵风萧萧。”在他的宅院旁有高大茂盛的松树，而且常有猴子嬉耍哀唱，加上仙鹤的叫声，十分幽雅而动听，特别是月明之夜，松风萧萧，可谓十足的诗情画意。卢仝的不少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卢仝喜好饮茶，而多是清火解毒的冬凌茶、石茶、小叶茶及蒲公英茶等。唐宋时人们喝茶多是煎茶，一般用滕茶、木炭烧泥炉，在陶锅或紫砂壶里放上预先制好的团茶，也叫月茶，用山上石缝里出来的泉水煎煮，再大口大口地饮。卢仝所居的仝庄就在禅堂山下半腰处，那条石头里流出的泌泉水正好经过他的门前。煎茶用水是泉水为上，河水为中，井水为下，泉水可以泌泉水为上，所以，卢仝从小就用家乡的泌泉水煎茶。“尘虑一时净，清风两腋生”，便是中唐诗人、茶仙卢仝的遗风。卢仝生活成长在全国道教圣地的王屋山脚下，又居住在号称北武当的金炉山禅堂山旁，受道教的影响较深。在王屋山紫微宫旧墟上，现在还竖立着额题为“卢仝严固高常”时记“元和五年”的一块碑刻，而其背面是司马承祯“坐忘论”的全文，可见卢仝对道教的笃信。他的茶诗、茶道无不与道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将道法自然虚静守笃、品茗悟道得逍遥的精髓融入了茶水中，在言谈笑声里，品味着“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的豁达清朗。冲淡闲洁的茶性和高雅的神韵，将人最终导向“静”的境界，心灵的全然自由无往，是卢仝茶道的审美至境。人在草木中为“茶”，也简洁道出了卢仝茶道中的天人合一观。的确，被历代文人们所称道的正是这样一种无拘无束、全任自然的自由心境，生命在宁静的心灵中涌起深层的活力，艺术的精灵在从容洒脱的意境中自由飘飞。
从卢仝的经历可以看出，隐逸倾向贯穿着他的一生，只是时隐时现而已。这种隐逸倾向的成因，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探寻。如上所述，他自幼便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青少年时代，在随友宦游的日子里，曾游览过江南的山水名胜，也曾领略了唐朝东都洛阳的壮奇秀美。从扬州返回武山，对济源山水自然风光更是了然于心。山姿水态的熏陶使他心灵宁静，远离尘俗。其二，对隐逸及隐居生活向往备至。卢仝耿介狷洁，不喜俗务，在他的交游范围中，不乏具有隐逸倾向的人，有的干脆就是隐士。如韩愈、孟郊等。其三，其祖父仕途不顺，还有韩愈的遭遇，对他的隐逸倾向的形成也大有影响。这种隐逸倾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作。他的这种此类作品，继承了唐中期诗作豪爽本色的风格，但又超出了唐中期诗作的同类题材。和古代的诸多文人墨客一样，卢仝的世界观是相互矛盾的。
卢仝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在郁闷和忧愁中度过的。一是忧家，二是忧国，三是忧民。卢仝《苦雪寄退之》云：“山人屋中冻欲死，千树万树飞春花。”他的诗，往往是从日常小事说起，结尾总要联系国家政治，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近来自说寻坦途，犹上虚空跨绿駬”。（韩愈《寄卢仝》）每当他的理想与现实冲突时，他也消极地想寻找“平坦”之途；上虚空，跨绿駬寻仙佛，当隐士，但这不是他思想的主流。他虽有悲观，但仍健举自振；虽被弃置不用，而爱国壮心不已。他不同于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也不同于攀龙附凤得志而淡然忘世的落魄文人，实际上他有“臣心有铁一寸，可刳妖魔痴肠”的激奋，也更是试图寻找“飞上天，扬天光”的“梯凳”的爱国勇士。这也是卢仝为什么“两以谏官征不起，宰相未许终不仕”的原因。
二、勇气：困境中的原则
果断勇敢的行动，必须建立在大无畏的勇气之上。“所谓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在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中我们体验到这种力量。”②卢仝极重视人之为人的勇气，只有有了它，人在运用自己生命力去抗争人生一切痛苦和灾难之际，才会使人真实地体验到一种胜利而自豪的情感。卢仝一生肯定并实践着这种勇气，视它为人最根本的品格之一。卢仝从小爱喝茶，更爱自己亲手煮吃，有时候也约三朋两友，坐在山坡上，泌泉旁，三块石头支个砂锅，随手捡来干柴，煮着就地采的茶，狂饮痛喝，高兴了便拉着嗓子唱着自编的茶曲，或吟诗作文，这时候一切辛酸、苦痛扔到脑后，尽心尽致，吐愤懑之言，抒救国救民之抱负。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里，他唱完七碗茶歌后，笔锋一转马上问道：“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就是说，受倒悬之苦的老百姓还有没有生活的出路？卢仝从心里发出了呐喊。他很爱喝酒，但他没钱买酒，他在《叹昨日三首》里写道：“天下薄夫哭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钱恣张乐，先生无钱养恬漠。”
自唐以后的千余年来，凡是提到卢仝的，都说他“好饮茶，为茶歌，句多奇警”。在济源卢仝故里的诸多遗迹中，好饮茶这个特点也非常突出。最能说明问题本质的，自然还是诗人在南下扬州混迹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中，亲自体验到唐王朝政繁赋重、民不堪命的痛苦之后，自己写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这篇寓讽喻于喝茶的茶歌里，作者历述了日高正睡、军将叩门、谏议赠茶、亲自启封等情节后，便紧关紫门，纱帽笼头，自吃自吟起来。“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单就写作技巧来看，语句参差错落，悠扬铿锵，真个像白居易形容弹琵琶一样：“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写饮茶能写到如此浪漫而传神的程度，表现出“通仙灵”、“清风生”之最高思想境界，真可算笔酣、墨畅，淋漓尽致了。然而，这却不是作者的目的，他将笔锋陡然一转，“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及至来到“山上”，即发现“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他们既然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自然要和下土的老百姓隔离很远，那么他们“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坠在巅崖受苦辛”呢？至此，作者才把他目睹到唐王朝在官僚政治统治下，民受倒悬之苦，而得不到及时解救的痛苦心情和盘托出。接着便趁向谏议谢茶的方便，以急切为民请命的口吻，发出了急切的呼吁，“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这里，我们不是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才华出众而又力求救世、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吗？
卢仝的“七碗茶歌”，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思想意义上，尤其在“茶道”的普适性上，都是以其儒生的忧患意识来不断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也正是以其果断的行动，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毫不畏惧地迎接命运的挑战，用最强健的情感力量去撞击可恶的罪恶之行，将人生中的一切悲凉与凄惨、孤独与痛苦都转化为生命悲壮的光彩盛典的烘托，使人认识到生活不是平庸畏缩的，生活也不是苟安悲观的。在卢仝故里，传说卢仝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茶。作歌赋文，急切向统治者发问，以致到了发狂的地步。鉴于宦官作乱，社会黑暗，卢仝在《月蚀诗》里，一面愤怒地以妖魔蚀月来斥骂逆党，一面又嘲讽朝廷“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思非类，一一自作孽”。他还抨击那些受国家俸禄却不为君国效力的朝臣，“月蚀不救援，毒虫头上契却月，不啄杀。”长达两千余言的《月蚀诗》，是卢仝诗作的代表作。读其诗，如见其人。作为一个既无官守又无言责的文人，能够这样肝胆如火、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以诗歌为武器去抨击操生杀贵族之权的大阉宦集团，并明确表示要“代天谋其长”，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生命没有意义，那么卢仝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本无意义的世界永恒生存变化过程，赋予它一种审美的意义。”③
三、主旨：荒原上的抗争
正是对行动及勇气的崇拜，使卢仝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人
生的看法。他极其鄙视那些怯懦者、那些临危退却的人，而特别赞赏那些敢于向暴力抗争的强者，对他们为了自我的尊严和荣誉，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品格而临危不惧、殊死抗争的高尚行为大为喝彩、高唱赞歌。他崇尚人生的充实，崇拜行动和勇气，其目的就是要将人引向自信、自尊，而不是引向自暴自弃的荒诞与虚无。
韩愈有一首《寄卢仝》诗，这样写道：“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理头，婢赤脚老无齿。辛苦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僧俗徒，闭门不处动一纪。”文章虽短，却将卢仝描写得惟妙惟肖。无独有偶，日本的茶界将卢仝崇为理想人物，不仅因为《茶歌》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
卢仝不懈地探寻着人的精神归宿，独创了主体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实践的个体生存方式，以此抗争着生命中的一切痛苦与不幸，捍卫自我的人格与尊严，再由此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命运和前途的观照。它给十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在迷惘与困惑中指出了一条道路：唯有同面临的困境作斗争，方可得到自我胜利。卢仝独创的生存方式更多的关注人本身的反抗，通过自身的抗争，实现自我的价值，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他的创作“复活”了人的尊严与勇气，在历经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荒原里，这是一种少有的声音，这是一种崭新的生存支点。
卢仝作为一个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文人，他既不会奔走钻营，又不会阿谀奉承，所以直到三十岁仍然徘徊傍徨于坎坷不平的仕途之中。正如他在《直钩吟》这首诗里写道：“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钓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诗中的典故是指周文王时姜太公渭水垂钓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与那些谋权玩术者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实践性的生存方式是卢仝创作与当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它使那些历经生活洗礼、依旧在废墟般的环境中徘徊的人找到了一条继续存活之路，发现了一个精神上的归宿。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首先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完全陷于一种传统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规范尚未形成的混乱与痛苦之中，而生逢其时的卢仝恰恰形象地刻画了一般人在厌恶的社会中探索与思考的生存活动，这显然给他们以人生的启示，满足了无所适从的中国人的需要，于是为他们指点了迷津。其次，这种生存方式具有极大的实用性，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质与精神特性相吻合，那就是讲求实效的实用主义哲学，它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人们所讨厌的繁杂、抽象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注重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效果，根据效果来决定取舍，以实用价值衡量真理。同时，卢仝的生存方式推崇行动，崇尚个人主义，明确地使人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了一个位置，在实现自己的活动中努力并负责任，它也否定了对上帝和大自然的绝对依赖，肯定对自身的信心强调以个人的奋斗去实现自我价值，它包含着强调个人体验、追问生命的意义、探索人生之真谛的执着思想。可以说，隐逸思想在卢仝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但与同期倾向于循世的思想不同，它在本质上仍属道家思想。他秉承的理学思想，使他即使在归隐时也时刻关注民生疾苦。注意他思想中的这种隐逸倾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诗作的思想内蕴及其在“茶诗”史上的意义。
（作者系《王屋山道学研究》杂志主编）
注释：
①[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下）
